从口述历史的造假说到伪书《李宗仁回忆录》

2023-1-1 10:19 · 来自安徽

文 / 刘正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口述史学的问题。谈到口述史学,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刚和那部伪书《李宗仁回忆录》。
不久前,我一直在博客上和这里制作的节目中,批判陈寅恪口述史学上的弄虚作假现象。今天,我们谈这一派史学名家唐德刚。
唐德刚,是安徽合肥人,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抗战胜利后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研究西洋史,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执教,因为《李宗仁回忆录》而被哥大除名。而后,他在纽约市某个社区学院任教。直到退休。
唐德刚主要的贡献就是口述史。
在哥大任教期间,他就参加了口述史研究项目,他访问了很多当代最重要的人物。先后撰写了《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专著。但是,给他带来麻烦的也是口述史。因为口述人想怎么说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有责任加以考证和注释,和该书一起出版,才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毕竟记者的口述记录和历史学家的口述记录不可同日而语,也完全不是相同的一件工作。
可是,唐德刚因为此书严重失实缺乏考证和注释而丢掉了哥大的工作,可以说对他的此书惩罚很到位!无须我再落井下石,人也死了。李宗仁想怎么口述,那是他的自由。但是历史学家不是马屁精和应声虫!唐德刚该知道他错在哪里!
唐德刚在八十年代末,在纽约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这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我读唐德刚名著,却发现《李宗仁回忆录》多处造假!伪造证据和事实!
比如,《李宗仁回忆录》687页中,却公然声称:“韩氏与中央素有隔阂……敌军占领平津,沿津浦线南下时,即传韩复榘秘密派遣代表,与敌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秘密接洽,希图妥协。无奈双方条件相去太远。敌人要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正式充当汉奸。而韩氏之意,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但是敌人总还是希望韩氏当汉奸”。但是,根据我的调查:日本陆军中将小矶国昭1932年8月8日来华,就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4年3月5日,他接替二宫治重,转任第5师团长,驻防范围远在中苏边境和西伯利亚地区。1935年12月2日调往朝鲜就任朝鲜总督。在他就任关东军参谋长三年期间,根本就没有见过韩复榘,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少将级别的这一不大不小的所谓“华北派遣军总司令”这一职位。而且他后来成为日本陆军大臣、1944年7月22日他当选为日本第41届内阁总理大臣。
而日本陆军中将西尾寿造1934年3月5日接替小几国昭就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他就任日本近卫师团长日军第2派遣军司令官。根本不是什么少佐级别的这一小小的“津浦北段指挥官”。
可见在给韩复榘捏造罪名的问题上,李宗仁丧失了基本的公正和历史事实,公然撒谎,捏造史实。我检查了该书记载的全部涉及韩复榘的文字和历史都是造假!而我们知道蒋介石杀韩复榘的重要推手就是李宗仁。韩复榘死去几十年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依然没有忘记给韩复榘增加罪名,你这样作缺德不缺德?!
又如,在《李宗仁回忆录》608页中,李说:“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又说:“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600页)。而在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在他房间谈话,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已经叫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见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载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1986年,10-28页。
再如,《李宗仁回忆录》624页中,李说:“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又埋怨新闻界“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1949年4月29日至5月1日,张发奎飞桂林时与李宗仁、甘介侯、韦永成等会谈两次的记录:“对×(指蒋)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同年五月二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张居正、阎锡山等在桂林夜谈的《谈话记录》: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以上见《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78-486页。
我认为:黄仁宇和唐德刚是被美国大学解职的两个历史学教授。他们需要反思自身究竟错在哪里?!特别是他们的史学方法论!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故意说错、凡是对已故之人则恶意攻击(查无实据),这样的回忆录是什么玩意?!好在出版社前言明确点出了这一点!!
我二十几年前在日本读博时接受过这样的检查口述历史真伪的学术训练。我属于京都考证学派,根本就不相信口述史学。目前为止,所有口述史学著作每本可信度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导师让我们每人检查一篇回忆录或一本书回忆录的一章和档案文献的真假对比研究。所以印象深刻!与传统史学最大区别就是:传统史家是面对一个危重病人进行临终关怀。真正的历史学是面对已故病人进行的数学和考古学的结合的研究。研究历史学必须放弃自己的客卿心态和参政意识。
唐德刚自己也曾设想:“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记’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可惜,最后他完全丧失了自我。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一验证口述尺度的要求。有些人却主张:“回忆录的整理贵在忠实于当事者。当事者回忆的可信与否是历史学家们做进一步研究的任务,而整理者们的任务则仅在于忠实地记录。有些回忆对于历史而言或许是错误的,但对于当事者而言则可能是真实的。”这完全是抹杀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根本分不清史学记录和记者记录的本质区别!不能把口述人故意和恶意的造假口述也记录下来,那样缺乏史学工作者的起码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李宗仁回忆录的唐德刚版,不是李宗仁访谈录的记者版。
黎望树专门撰写了长文《天下第一谤书<李宗仁回忆录>批判》,但是他的揭露依然还不完全。至少,他没有揭露全部涉及韩复榘的文字记载几乎都是歪曲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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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看人物传记。因为每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很多情况下都是历史和机缘的巧合。人力能为之的地方很少。许多所谓的伟大人物的成功成名,其实只是偶然。只是后来者给他们戴上了无数的光环。这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从《史记》开始,延续至今。时移世易,想从别人的成功经历里获得经验,无异于缘木求鱼。有时反而适得其反。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但是《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少见的让我完整读完的人物传记。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怨气,充斥着书中的每一页。即使唐德刚先生治史严谨,也难保李宗仁所言能够客观公正。这部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或许还有些价值。作为严肃的史料,恐怕是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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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记录下来,哪怕是失实的口述,也是应该做的工作。记录下来后,再考证,指出根据各家史料核对后的真伪,都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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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作為了解歷史的一個切面,本身是很有價值的。

但要體現出價值,除了作者盡可能地置身於當事人的恩怨情仇之外,還得考慮時代的局限。

中文傳記之所以常為人詬病,很大程度是因為書與書中人離得太近,無法跳脫時代的局限性。前述《李宗仁回憶录》,成書距離李氏辭世才幾十年,太多東西還来不及沉淀、發酵、提煉,味道自然就單薄。

西方一些傳記大家,如Stefan Zweig (茨威格),筆下人物都是前一個時代,人與書相隔數百年,能够有充足的余裕去看清當時人和事的發展脈絡跟後果(logic and consequences),讀來能與後續史實相映證,也就令人信服。茨威格寫的Megallen, Maria Stuart, Marie Antoinette等人的傳記對於了解歐洲歷史、解構現實迷思,個人覺得非常有幫助。

西方這類non-fiction傳統深厚,即便是以小說出名的大仲馬,也是寫傳記高手。上世紀的大史家Barbara Tuchmann 也是一個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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