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从战场到剧场 | 政治学吴博士

日美同盟:从战场到剧场 (qq.com)

注:本文选自「吴博士私享会」第31次分享(2023.8.12),音转文;吴强博士©版权所有。欲知全文,请加入付费知识社群「吴博士私享会」:point_down:

  • 吴 博 士 说 -

日美同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安全、军事、地缘政治等传统领域之外,那些被津津乐道的动漫、电影、和文学等等也能成为日美同盟建构的催化剂,一种超出民族国家的 想象共同体

*本文为美日韩三国戴维营峰会前一周,「吴博士私享会」第31次分享/音转文;

全文6500字,阅读时间10分钟

撰文|吴博士

编辑|卡托猫

关键词: 日美同盟、文化冷战、艺伎盟友、洛克菲勒三世

在上一期的最后,我们留了一个彩蛋,对美国今天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所意味的特殊关系,相当于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在大西洋主义架构中的英美特殊关系。英美同盟-特殊关系支撑着整个美国的大西洋主义、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的轴心,维系着她和欧洲的关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存在着类似情况,就是日美同盟关系。

当然,英美同盟的历史渊源,远远超过了日美同盟的历史。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这种渊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从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开始,到美国的独立和两次英美战争、以及19世纪大西洋历史的演变,特别是1823年门罗主义以来,围绕着对法国的神圣同盟逐渐建立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到了二十世纪的一战、二战,美国两次参战都极大地加强和强化了这个英美同盟。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这种英美特殊关系继续保持。

换句话说,英美同盟是一个超过两百年历史的特殊关系。而在谈到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意义上的日美同盟,其历史就没有那么长远。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战后70余年的日美特殊关系来分析,这种关系在何处特殊,是否或者如何牢不可破?

01

日美同盟的形成
日美同盟作为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轴心,在冷战期间也通过《韩日条约》、《日菲条约》和1976年的《日澳条约》得以延伸。到21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同盟扩展为印太四方安全对话,即包括印度、澳洲、美国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但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狭义上的日美同盟,特别是它们的安全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二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文化态度的转变 ,特别是在美国实践其所谓文化霸权的过程中的自我转变,也就是双方关系从战场-安全到文化-剧场的空间-心灵的转型。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在占领的状态下,出台了1947年的和平宪法。至今,和平宪法仍然是日美同盟的基础。我们讨论日美同盟,仍然从日本的1947年宪法出发。其中,和平宪法强调的基本原则,譬如第9条放弃战争权的非战原则。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讨论更多的,也更迫切的,是有关日本放弃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美军在日本冲绳的新基地|Reuters

日本在1950年代之后,实际上是从60年代初确立了“核”的三不原则,直到现在。虽然有很多争议,放弃集体自卫权和三不原则都是日本安全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并非日美同盟的唯一基础。

在冷战期间,日本参与冷战,包括美国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虽然日本放弃集体自卫权,这是联合国宪章中明确保障的权利,但实际上自1970年代初冲绳-钓鱼岛问题爆发以来,日本开始逐渐强调所谓的周边有事原则 。通过一系列与美国的协定以及日本防卫大纲的修订,周边有事原则被逐渐扩大,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放弃集体自卫权”** 。

更重要的是,放弃集体自卫权与美军长期驻扎有关。换句话说,日本的非战化,等于是以自卫队的名义建立其军事制度(最初是以保安队的名义)。这是一种不设防的形式, 在这种不设防的情况下,美军提供驻军保护,以及核保护,形成了日美的互相依赖关系。

这种保护关系是日美同盟中的重要组成,形成了美日间特殊关系的现实主义基础。美国长期驻扎在日本的军队规模,在朝鲜战争后大致维持在4到5万之间,过去30年稳定在4.8万左右。它的主要基地在横田(空军和驻日美军司令部)、佐世保(海军)以及冲绳,冲绳是驻军最多的地方,军种最全,超过两万,北海道也有大规模的美军基地。

这种关系是由1951年的《美日媾和条约》以及随后的《美日安保协议》所确立的。1952年开始生效的《美日安保协议》后来虽有修订,但正式确立了美日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美剧《高堡奇人》设想二战后日本占领了美国西部|剧照

在日本国内,左右两派的学者和政客都经常分别从民主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来批评这种驻军现象,认为美国通过驻军在暗中操控日本的政治,甚至影响了日本民主发展,将其归咎于日本的民主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对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长期格局负有责任,呼吁废除美国驻军、将日本恢复为所谓正常国家。

我对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同意。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军驻扎对日本民族感情的冒犯,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撤离驻军。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是日美同盟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驻军的政治后果,除了日本的民主主义不彰,这是事实,也是庇护下的民主孱弱,但在文化方面却形成了一种文化同盟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02

日美的文化同盟

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日美同盟当中美国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对日本民主主义不彰的批评所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

战后的日本文化,一方面面临着思想的真空,丸山真男批评过这个问题。作为战后初代少数几位日本的政治自由派和正直的政治思想家,他观察到日本战后的思想真空。这种真空在战后冷战的阴影下变得特别危险。

我们知道,日共是战争时期唯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战后几年有迅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包括日共都得到相当的尊重,这种尊重源自日本知识分子在军国主义时期集体转向后面临战后民主到来的心理羞愧。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分裂成本土派和支持共产情报局的两大派系间的斗争,但战后苏联支持的全球共产主义力量也帮助了日共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知识界的传播。

这种情况下,占领军的民间教育情报局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着手在文化方面推动亲美教育,同时为肃清军国主义遗毒和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竞争而努力。他们通过不民主(审查)的方式进行民主教育,出版民主主义的书籍、杂志、电影等。

而这种文化上的试探,实际上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在战后的1946年就很快出版了**《菊与刀》。前几个月我们谈到禅宗时也提到了《禅与射箭的艺术》**,这些作品都是1946年出版的。美国对日本的文化研究,有关战争的起源,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展开了。战后这些书大量出版,得到优先的纸张配给和翻译资助,日本人民对这些书籍也相当欢迎。

换句话说,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过程中(占领军的状态是在《日美媾和条约》生效后结束),从1945年到1952年,在和平宪法和肃清军国主义等政治任务之外,文化建设是一个主要方面,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它对今天的日美同盟影响巨大。占领军司令部的民间教育情报局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1951年后改归美国国务院领导,淡化了占领色彩。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折点,那就是1950年在冷战的背景下,杜鲁门开始在全球推动真理运动。他委托私人顾问杜勒斯带领一个文化交流团访问日本,探索如何在文化方面进行整合,避免日美对抗,避免战后日本对反美主义滋长,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因为日共的本土派和支持情报局的派系斗争让日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但在冷战背景下,文化冷战也随之开始。通常大家以为文化冷战重点放在对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的斗争上,实际上日本和韩国也是文化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在这种背景之下,彼时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的杜勒斯(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邀请洛克菲勒三世参加访问日本的文化代表团。洛克菲勒三世当时还很年轻,他是战后重要的美国政界领袖,曾参选过美国总统,亨利·基辛格从1950年代起还长时间担任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

03

洛克菲勒三世和日本国际文化会馆

洛克菲勒三世欣然应邀参加了这个代表团,于1951年1月访问日本。他在访问期间展现了作为企业家、慈善家和政治家多重身份的角色与谦和态度。一到日本,他就表达出要倾听日本各方对文化交流的认知和感受,避免给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印象。当时的日本,已经有很强烈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来自左右双方。


洛克菲勒三世(左二)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筹建中|IHJ

访日结束后,洛克菲勒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也就是1951年4月份,提交了一份80页的秘密报告,称为**“美日文化战略”**。这份报告引人注目,非常受重视,实际上成为了冷战时期,特别是19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日本进行文化冷战的一个重要参考。当然,普通知识分子和公众更熟悉的是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或者尼采起草的国安会文件,而不太关注同样编入国安会文件的洛克菲勒三世关于美日文化战略的分析。

基于这份秘密报告,杜勒斯和洛克菲勒产生了建立一个在日本建立美国文化中心的想法。譬如,他们希望将占领军时期地民间教育情报局的功能转变为一个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文化交流中心,并获得更持久的资金支持,更中立、独立地执行文化交流任务。

此前,这个民间教育情报局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多地设立了图书馆,有很多英文书籍,办各种英文培训,对战后的日本文化复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日本各地图书馆或者遭受轰炸、或者已经至少十年没有进口美国书籍的背景下,日本人民对美国的文化认知处在一种隔绝和饥渴状态。

这个项目原定是1952年完成,最后拖到1955年正式建成,而且名字也改了,从最初的设想的美国文化交流中心,改成了日本国际文化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在战后文化交流和日美同盟的文化意义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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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于1955年建成,旧馆(主馆)由三位日本建筑大师前川邦夫、坂仓纯三、吉村纯三共同设计,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I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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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今貌。|ihj

至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家文化机构,除了上述文化冷战的考虑,还基于洛克菲勒三世对日本文化的调查结果。通过整个代表团以及代表团对日本战后文化的调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人仍然是精英主义的和权威主义的。**这两种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与战前军国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在战后并没有消失,也很难轻易改变。美国能做的改造,仍然是只能循着这条道路继续走。这种情况下,利用或培养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成为建立这个文化会馆的目的。也就是说,当文化交流变成了日美同盟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则是日本的知识分子。

这也是洛克菲勒三世在日本访问期间所听到最多的的声音。很多日本知识分子都呼吁他设立各种奖学金,让更多的日本学者到美国学习,翻译更多的美国书籍等,这些面向知识分子的举措将对日本民众和政界将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这种尊重和培养知识分子及其话语权的做法,变得对日美同盟至关重要,可能是改变日本国民反美主义、并转向亲美的关键。

04

文化霸权还是艺伎盟友?

这种文化冷战或者软实力的植入,不能不引发另一个问题,有关霸权。这也与前述日本对美国驻军或者美日同盟关系的批评有关。其实,随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地出现,以暴力为基础的霸权主义正在逐渐丧失其本来意义,霸权更多地以文化霸权的形态出现。这就是意共前总书记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面所阐释的。

这是葛兰西在1930年代最有创造性的阐述,即霸权的实质和转型是文化霸权 ,它是一种领导性力量,其关键又是知识分子和道德。所以也有人把文化霸权翻译成领导权。这意味着,当我们谈论霸权的时候,当我们谈论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太平洋霸权,已经不是在谈美国控制多少岛屿,而是在谈她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日本国际会馆为的作用。这个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另一方面,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文化考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转化,特别以1951年麦克阿瑟回国后在参议院的讲话为例,他说,如果说美国的文化是成熟的45岁的文化,那么日本还停留在12岁。当时,麦帅此言一出,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普遍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种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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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歌剧《蝴蝶夫人》讲述美国军官与日本艺伎的爱情故事|网图

理论上,麦克阿瑟并不是有意贬低,他可能只是比较直率。他说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直觉判断,也是整一代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甚至从美国的大兵到记者在日本的共同印象。他们觉得,日本人的心智确实像小孩子一样,无论是日本的女人还是普通人,要么过分理智,要么粗鲁无礼,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类似的,他们把日本形容为在文化上还不够发达,但是又是整个亚洲最具有教化的国家。外表上非常秩序、干净、卫生,但是往往突然就变得粗暴、有法西斯倾向,例如战场上的野蛮。这两种极端在日本都能看到。所以他们将其归结为日本是处于可教化,就像是12岁的状态。这种看法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文化霸权,如何通过文化交流来促进双方的互相认同。

也就是说,如同本·安德森所说的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美国在战后通过好莱坞电影、文学以及其他文化方面,从牛仔电影到蝴蝶夫人,重新建立了对日本的一种新的想象,有关日美同盟的想象的建构,另外一种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建构,将日本视为一种艺伎式的盟友,就像艺伎人偶所代表的日本国民的精致、美丽、但又发育不良、易碎的想象,继续了对美国对日本的一种轻视,但是被转化为一种全新的想象。


日本的艺伎人偶|网图

特别的,如美国对日本提供的保护关系,通过战后好莱坞西部片的输入,日本国民接受了美国之等同于男性气概的暗示,重构了美日之间的互补地位。这种互补地位,既有美国大兵对日本战后的挺身队的体验,也有美国士兵在日采购商品和日本产品输入美国、从而建立起的日本工业产品的感受。

最终,这种相互的文化想象被嵌入到艺伎盟友的日美同盟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是被左翼知识分子所忽略和不愿意真正深入考察,但确实是超越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反美主义的文化建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民主发展虽然显得孱弱,但也变得可以原谅,甚至反倒成为文化同盟的一个出口。

毕竟,即便日本民主发展不足,但是战后美军的占领对日本国民来说却是一种解放。**相对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宣称要把东南亚人民从白人殖民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美军到来的解放的反讽意味和强烈反差就显得无比真实,是将所有人变成独立自发的公民,从被天皇和威权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的现实意义,既消除了日本可能遭受的共产主义动员的危险,即以阶级动员为基础的可能对美国来说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力量。当工人从阶级分子变成公民之后,他们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力量也被消解。


歌剧《蝴蝶夫人》剧照|图源:日本新国立剧场

与此同时,当工人-民众形成自发的力量,与文化霸权相关的复杂性就增加了。这意味着,每个公民个体开始自由地摆脱知识分子、权威主义和传统的反美主义,可能展开与美国文化的各种理解和交流。这种平等性实际上是在解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美之间的一种文化平等,并且通过后来日本的经济奇迹得到了强化。

我们也知道,这种日美同盟的经济互补性强化实际上是通过朝鲜战争来完成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给了日本企业大约将近7亿美元的军事订货,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起点。随后,日本经济状况显著提升,在东京奥运会得到展示。这种个人主义的平等是谁都想不到的,甚至是洛克菲勒三世、杜勒斯也想象不到的。

譬如说,松茸现象。北美人民到处在森林里找松茸,然后卖到日本。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反向现象,不是以美国为中心,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一种对松茸的爱好和资本主义。


北美产的松茸也出口向日本|网图

日本的美食,寿司和生鱼片在美国也开始受到欢迎,还有禅。特别在1968年之后,禅在美国文化中受欢迎的程度,显示了这种文化平等性和解放带来的艺伎盟友最珍贵的一面。这种互补性,恰恰是美国基督教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换句话说,禅对美国基督教传统的世俗社会来说也是一种解放

所以我们看到,在日美安全同盟的架构下,在美国对日本长期驻军的情况下,在文化层面上,双方建构了一种深刻的同盟关系。对日美人民来说,实现了双重解放。这种双重解放才是日美同盟也是美国输出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日美同盟牢不可破的基础。(END)

▇文/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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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吴博士私享会」第31次分享(2023.8.12),音转文;吴强博士©版权所有。欲知全文,请加入付费知识社群「吴博士私享会」:point_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