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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冷战的回顾系列做到今天，我们大体上知道了以下事实：
在惨烈的二战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都无心再继续战争。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目的都在于安排战后的国际秩序。1945 年 50 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 “联合国宪章”，1944 年 44 个国家在美国New Hampshire 建立了世界经济上的布莱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货币汇率体系，也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基调。这里还包括建立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这些国际秩序的设计，在阴谋论者眼里看来，无非是美帝在谋求世界霸权。但真正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些体系的设立，根本原因是为了避免世界再次因为各自利益实现的不平衡而走向对立和战争。换个角度来说，也只有世界是有序竞争，而不是相互对立，才能使各参与国的利益实现最大化。请注意，这时候苏联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国际秩序框架的搭建。
虽然苏联和西方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西方依然体谅了苏联在二战中付出惨重代价，依然尽量满足了苏联的安全缓冲区需要和出海口需要。苏联也非常珍惜这一天上掉下来的大蛋糕，表现得十分尊重西方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 “主权”。比如在希腊问题上，丘吉尔对希腊共产党的镇压远超过斯大林对东欧几个国家反对势力的镇压。英国警察向希腊游行队伍开枪，然后反诬是希腊共产党开枪，接着动用飞机坦克对希腊共产党武装进行清剿。这一切都还发生在德国投降之前。甚至美国和法国都纷纷对丘吉尔的做法表示了批评。但整个过程中，唯独苏联对于同是共产党的希腊民主军被丘吉尔不公平对待，一个字都不提。为什么？因为苏联不愿意突破雅尔塔体系。
但是，双方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请注意，双方对于二战起因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认为一个极权的希特勒集团上台，是二战的起因；而苏联则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之后，双方对于战争的恐惧，反而使得双方都更倾向于去准备下一场战争。而为了给自己的备战找到更道德的理由，苏联强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建设，而西方也强化了自由主义。我之前在一些节目中说过，自由主义本身，就会给人以某种道德崇高感，天然对极权社会就会产生威胁。苏联可以尊重西方势力范围内的事务，不对希腊共产党施以援手；但西方在苏联镇压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的反抗势力时，却忍不住大加鞭挞。不得不说，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有一种天然的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有时候自由主义的国家更具有攻击性。
这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探讨过的。今天我希望将我们之前的这些结论，来一一对照今天的现实情况。看看在美中之间，哪些因素和当年导致冷战的原因是接近的。
首先就是这个意识形态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且近年来还有所增强。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Michael Pompeo 就在很多场合说过：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习总书记是这一思想的信徒，所以他数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全球的共产党霸权！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之间根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就像中共从未忽视它们一样。”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股力量。即有一些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公平对待。他们来到美国之后，会刻意地渲染意识形态的冲突。我并不反对他们的理想，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也绝对是一个道德上站得住脚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本身，就带有强化美中冲突的作用。这些自由主义人士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之余，他们本质上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打击中国的。请记住，我不批评他们的政治主张，我也希望中国和现代文明国家接轨。我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这依然是一种对抗的道路，是要牺牲全球战略安全的，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一些人成为了美国政策制定的顾问。这也许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是有利的，但对于实现美中之间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保持和平共存，是不利的。事实上，这些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人，会扭曲一些真相。
我们要记住，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对事实的扭曲。苏联根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攻打西方；美国重返欧洲，建立北约也绝不是为了进攻苏联；双方都将对方的威胁过于夸大。正如彭培奥先生认为的，共产主义天然就是邪恶的，他们就是要搞霸权的，天然想把红旗插遍全球的。这显然是一种夸大。如果说俄罗斯人还有一些类似地宗教情结的话，把自己能控制的国土就看作 “天下“ 的中国人显然缺乏这方面的兴趣。
东方的世界观和西方有很大区别。西方从很早开始就建立了二元世界观，对错正邪之间泾渭分明。因此推广自己认为的真理，这在西方人，包括认为自己才是正宗基督教（东正教）传人的俄罗斯人，是可能有这种宗教式的热情的。但这种热情在于中国人并不常见。我们听说过俄罗斯的杜金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才能拯救世界，我们也听说过西方的只有民主自由才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似乎很少听中国人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的。
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我这里只能抛砖引玉地提出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可能和中国的历史有关。西方历史中对社会统治阶层威胁最大的，是外国入侵，因此征服自己国家外部的对手，就显得非常重要。一神教要生存，它的威胁就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因此消灭异教徒就非常重要。但中国的历史中，对统治阶层威胁最大的，主要来自内部和自己背景完全一样的族群的反叛。因此中国的哲学更倾向于内部统一思想，我的床榻上，不能有别人安睡。但我的床榻之外，就不太在意了。中国汉族政权对于外部威胁，比如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征服总是很难成功。这种历史造成中国人总是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理顺自己内部关系上，而不是对外的征服。历史上即使汉族政权征服了周边民族，也主要是让他们自治，并没有多少热情去将他们同化为汉族，或者让他们拜孔子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就彻底改变了中国汉族的文化和习惯。事实上我们无论在中共的历史中，还是目前的现实中，都可以看出除了中共建政早期还有一些热情去推广自己的政治信仰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关心的是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和西方之间，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这种分歧并没有那些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的人所渲染的那么危险。美国政府的主流意见是比较务实的，就是即不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宣传，也不寻求用自由主义去威胁对方的政权安全。这是一个度的把握，应该避免让那些意识形态爱好者掌握重要的权力。他们就像一些想迅速把牛排烤熟的人一样，往往结果却是把肉烤焦了。一个国家要实现自由和民主，需要这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斗争自己去决定。用国家力量去征服对方，效果并不一定很好，但代价一定巨大。历史中有一些通过外部力量提高自己文明进程的例子；但更多的例子，尤其是现代发生的案例，却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谁有能力征服中国？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所以，意识形态这个当年导致冷战的最主要因素，今天依然是一个威胁。要减轻这个威胁，最重要的是要增加对对方的了解，避免将对方妖魔化。这里尤其重要的是，不应该把正常的国家利益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混合起来。比如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遏制，这是一个更多的国家利益之争。但美国使用的理由却是国家安全，这就搅和进了意识形态。似乎中国发展芯片科技，目的是要用共产主义征服美国。考虑自己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往往你过度地要什么，就容易丢什么。为了自己国家安全搞得军备竞赛，最终结果经常是战争。所以，这依然是一个度的把握。
但也许能让我们稍微安心一点的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和冷战之初有了很大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苏联拒绝了参加布莱顿森林体系，而中国却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
苏联一直认为自己的经济体制比西方要更为优越。这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另一方面在当时也确实有现实依据。比如苏联的经济体制使得它可以在德国入侵后迅速将所有国家资源用在军工生产上，这在美国也是难以做到的。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唯独苏联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虽然美国和英国、加拿大一再挽留苏联，最终苏联还是没有加入布莱顿森林体系，没有加入IMF，没有加入世界银行。当时苏联的贸易国大概只有 40 多个，而且主要是和东欧国家，主要是和东德进行贸易。在贸易关系上，苏联集团和西方集团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外贸总额占到全球贸易额的 15%。在这样的经济交互下，要出现完全的贸易脱钩是不太可能的。
全球化虽然面临一定的退潮。但资本全球流动的趋势却很难遏制。中国的优势除了庞大的统一市场和优质的劳动力外，还有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所以2022年进入中国的直接外资投资FDI 增长是最高的。资本在西方对政治的影响很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较为务实的中国来说，即使中央政府有时候会蔑视资本的力量，但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作为极权国家，政府非常明白他们的合法性既然不来自于选票，就只能来自于和自己人民的某种利益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所以即使中国领导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让人费解的选择，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之后，往往立刻会有所改变。
和 50 年代发生的冷战不同，今天两个超级大国还需要共同面对一些问题。比如气候问题、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核扩散问题、反恐问题、全球经济问题等等。这种合作关系也很难让双方领导人下定决心与对方为敌。这是当年的冷战双方不需要顾及的。
一些局部的冲突可能造成一些难以预期的后果，比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沙特王储决定倒向中国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友谊的小船完全可能说翻就翻。我们能做的，只是降低这种局部改变造成的全球影响。美中双方应该对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有一些预案。
这里有一个原则。
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存在一个 “你死我活” 的古代国家博弈模式了。今天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你死了，我至少是骨折外加脑溢血。如果我们必须在同一个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想生活得不错，就只能接受对方的存在。这样，就必须加强双方的信任关系。比如说台湾问题，美中双方需要有一个相互透明的预案。如果突然有一天在这个地区发生意外改变，那么双方应该将冲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一工作是有必要的。请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共存下去，任何想消灭甚至击败对方的想法，即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加强双方对对方的了解。美国希望继续能够主导世界，继续输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点中国应该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和美国就具体利益进行谈判；而中国的主导价值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更多的是民族主义。其中可能带一些对 19-20 世纪屈辱的报复性心理，也有希望和那个时候列强的殖民主义比肩的 “你过去摸得我现在怎么就摸不得” 的攀比心理。但这种想法并非是形而上的观念的信仰，这些想法非常容易被现实纠正，因此也不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最后回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在未来十年中，美中如何处理关系，是否能有相互的谅解和配合，会决定未来世界的整体格局。但这份报告只是指出了这个方向，但并没有预测这个未来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不必去猜测，也没有必要有一个执念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现实主义的态度。没有人喜欢极权政府，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和我们不喜欢的邻居相处。而当我们有时候还必须成为同事，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这种共存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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