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危險:習近平掌握更多核武的動機是什麼?美國決策層如果不能洞察,又沒有與北京有效溝通,後果是什麼?中美两国的核武器力量对比;火箭軍變:深刻中國20240504

歡迎來到我們的《深刻中國》節目,我是你們的主持人:梁峻。

今天,我們向大家特別推薦《外交事務》上趙通先生的文章:《中國擴大核力量的真實關切》,並加上相關文章、背景資料,以使大家對此嚴重問題,有更清晰的了解。

趙通先生主要讨论了中国核力量扩张的原因和后续影响。文章首先提到,中国正在迅速增强其核力量,预计到2030年,将从2019年的约200枚核弹头增加到1000枚,引起了华盛顿的深度关切。文章主张,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增强核力量的真正原因,而非仅仅局限于美军技术的改进或北京的更具攻击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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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擴大核力量的真實關切

北京尋求地緣政治影響力而非軍事優勢

作者:趙通

中國正在迅速增強其核力量。根據五角大樓的估計,到2030年,中國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將從2019年的約200枚核彈頭增加到1000枚。這種核武庫的擴大,加上中國在軍事現代化方面的廣泛投資,已引起了華盛頓的深度擔憂。2023年,美國國會戰略態勢委員會認為,面對中國的核擴張,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重新評估美國核力量的規模和組成”。3月份,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奎利諾上將警告說:“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還沒有面對過這樣的威脅。"

隨著華盛頓試圖評估這一威脅的嚴重性和引發核對抗的風險,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更準確地理解中國相關作為背後的原因。分析人士對中國突然改變其傳統的維持較小核武庫的政策感到困惑。華盛頓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行為是對美國相關軍事領域技術進步的反應;其他人則擔心是北京主動實施了更具進攻性的核戰略。

仔細評估中國高層和安全政策圈內的思想演變顯示,中國並非是完全出於軍事和技術層面的目的而擴大其核武庫。相反,中國領導人似乎接受了一種未經驗證的理念,即認為核武器可以賦予中國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對抗其所認為的戰略威脅。同時,北京認為美國的核戰略不公平、美國追求的安全利益也不合理,這進一步鞏固了中方使用自主措施解決戰略關切的意願。華盛頓必須瞭解這些潛在觀念如何塑造了中國的核政策,以推動中美關係朝著更穩定的方向發展,並降低由於錯誤假設而造成適得其反甚至災難性後果的風險。

以實力求和平?
在北京看來,與華盛頓日益緊張的關係並非由於中方自身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而是中國與美國之間力量平衡變化的結果,而後者來源於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這種觀點認為,華盛頓選擇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並對北京採取日益敵對的態度,通過遏制戰略維持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鑒於此,北京必須讓華盛頓認識到美國無法遏制、破壞或顛覆中國,從而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在中方看來,自己唯有通過增強實力,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種推理導致中國認為,隨著兩國之間力量差距的不斷縮小,來自美國的威脅在日益增加。習主席就表現出對這種觀點的認可,認為美國對中國崛起持敵對態度。他從而賦予核力量以更高的地緣政治作用,以展示中國的強大實力。在他之前的領導人更多地受到中國傳統核思維的影響,彼時中國所掌握的資源也更有限,他們在發展中國的核能力時表現出了顯著的克制,並優先考慮品質改進而非數量擴張。而習主席則將導彈部隊升格為一個獨立的軍種,發佈了加快核現代化的具體指示,同時提高了中國核武庫的技術多樣性和數量規模。

習主席對核力量的投資反映出他與美國領導人相比在如何看待核武器的作用方面有著深刻的不同。中方領導人目前更多地將核武器視為軍事實力的重要象徵,認為它們在影響敵人對雙方力量平衡的認知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與此同時,核力量的擴張並不完全基於推進明確的特定軍事目標,如阻止敵人進行某些具體的軍事活動。這一觀念是中國官方所提出的核力量要實現「戰略制衡」目標的基礎——旨在迫使美國對中國採取更為緩和的態度。

習主席長期以來相信核武器有助於實現戰略制衡。2012年主政后不久,他評論說,俄羅斯優先發展其核能力的決定是正確的,即使該國曾面臨經濟困難。莫斯科的選擇與習主席的看法一致,即一個國家核力量的強度有助於塑造對手對雙邊關係的總體態度。2021年初,面對COVID-19疫情爆發後美國引領的全球反華浪潮可能對北京的國家和政權安全構成數十年來最大挑戰的相關警告,習主席呼籲軍隊進一步加快中國的核力量建設。隨著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中國國內更加重視這種認為核武器具有廣泛制衡作用的看法。北京也越來越強調被華盛頓平等對待的重要性,並拒絕美國可以繼續從實力優勢地位與中國進行對話。中國的輿論領袖認為,更大的核武庫將迫使華盛頓真正尊重中國政府,並以更加克制的方式與華交往。

核武器在軍事領域內外擁有廣泛—甚至是近乎神奇—的強制力,這種觀點可能更多是基於直覺而非嚴格的邏輯和證據。畢竟,冷戰期間莫斯科強大的核力量並未能阻止華盛頓通過經濟顛覆和政治對抗來削弱蘇聯。然而,當下高度集中的國內權力結構無助於對相關先驗假設進行嚴格的評估;習主席將中國打造為更強大的核國家的願景被迅速而少有質疑地執行。國內對「妄議中央」言論的限制,以及對重大國防規劃和活動進行保密的行為方式,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國內專家群體也越來越難對中國核力量的發展進行評估和討論,更不用說對未來政策發表意見了。官方軍事理論中出現越來越多具有矛盾性的內容,例如核導彈部隊在強調“備戰”和“戰略制勝”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對核實戰理論的批判,這顯示核政策制定更有可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其更多地是由模糊的政治願景驅動,而非明確的軍事必要性和嚴格的方法論。缺乏明確和充分權衡的軍事目標削弱了中國公開解釋其政策變化的能力,也難以就在何種情況下可與美國談判核力量限制制定明確的立場。

何為公平
核對話的一個主要障礙是,中國越來越懷疑合作性安全措施能否保護中國免受其所認為的來自美國的生存性威脅。例如,習主席強調「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這種不信任正促使北京聚焦於實現有利的的力量平衡,這減少了對核力量發展進行自我限制的吸引力,更不用說軍控談判了。

北京的悲观情绪部分源于其所认为的美国在核领域的双重标准。中国专家指出,美国政府不接受中国有权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核战略。例如,华盛顿自己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但对中国可能放弃其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表示顾虑——尽管中国表示无意违背此项承诺。

美國決策者傾向於認為美國的這些雙重標準是由於美方的安全目標比中國的更合理合法。他們認為,美國在包括臺灣海峽、東海和南海等亞太地區維護領土現狀的目標,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規範,並認為中國試圖通過脅迫手段改變領土現狀的努力與美國的正義目標形成了對比。因此,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為美國及其盟友保留更廣泛的核武器政策選項既在道義上站得住腳,也具有戰略必要性。

然而,北京將這些雙重標準歸咎於美國「霸權的傲慢」。特別是,在屬於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海問題上,中國認為美國為臺灣維護權利的訴求是非法的,尤其是當華盛頓以其自身的安全需要為由來表述這一點時。美國的一些戰略學家經常強調臺灣的重要性,並辯稱,保持臺灣與中國分離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這包括在亞太地區保持有利的軍事平衡、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維護美國的全球信譽並推動與中國的地緣經濟競爭。這些說法讓北京擔心美國試圖以中國的領土完整為代價來擴張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削弱了美國反對中國在本地區加強軍事力量的道義基礎,並堅定了北京挑戰其眼中的美國霸權的信念。

中國認為,通過更自信地展示其力量,包括擴大其核武庫,可以糾正這種不公平帶來的失衡。例如,中國專家認為,蘇聯在冷戰期間成功地迫使美國改變了核戰略。通過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幅增強其核能力,莫斯科迫使華盛頓放棄其以大規模核打擊以回應任何蘇聯侵略行為的大規模報復核政策,改為採取更為克制的靈活反應核策略,也就是讓美國核反擊的水準和規模與蘇聯敵對行為的嚴重性相稱。他們還指出,華盛頓並沒有相應地調整其針對較弱對手如中國的核政策,而是繼續維持針對它們的廣泛打擊計劃。現在中國擁有的資源比自冷戰以來任何時候都多,北京認為有能力糾正這種持續到今日的不公平了。

這種抵抗反映了中美競爭中的一個更廣泛主題:除了與美國在特定安全目標上的分歧,中國日益要求公平的規則和平等的行為標準,並把這本身作為一個訴求。中國官員還強調,公平是參與安全和軍控事務討論的重要條件。這表明,中國有可能繼續專注於自身的能力發展,而不是寄希望於合作性措施,以建立其認為更公正和公平的中美核關係。

深層挑戰
這些非技術因素為核對話帶來了複雜且外界難以理解的障礙。美國分析家和其他西方人士繼續狹隘地關注曾影響中國核戰略的軍事技術層面因素,來解釋其當前的核擴張。誠然,中國戰略家幾十年來一直對這些因素表示擔憂,即美國的國土導彈防禦、常規精確打擊武器和其他非核軍事技術將使中國在遭受首次核打擊后更難進行核報復。但美國近年來並未顯著擴大其核力量、常規導彈庫或國土導彈防禦系統,這表明推動中方增強核力量的還有其它因素。

大多數外國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未能充分認識到中國擴核可能是由不很明確的宏觀理念和不甚具體的政策思維驅動的,而不一定是由於中國採納了更具攻擊性的軍事戰略。許多專家依據最壞的核交戰假設場景,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可能共同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認為美國必須增強其核實力和防禦力量。誠然,這些專家的動機旨在確保美國的核威懾的有效性,但他們忽視了相關論點實際上可能會削弱美國的安全。因為這些論點可能進一步增強北京的擔憂,即華盛頓在有意誇大中國構成的威脅,以證明其維護自己絕對核優勢的必要性。

與此同時,中美社會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使這種情況變得更糟。由於信息和輿論管控,中西方在世界觀和政治觀念上的差距日益擴大,這成為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重大障礙。這種情況下,雙方都對通過合作性措施來確保未來安全不再報以信心。對北京來說,強大的核武庫也許有助於擱置這些根本性問題。有了強大實力之後,中國也許可以迫使華盛頓忽視他們之間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包括對事實、規範和價值觀的不斷加劇的爭議,而迫使美國接受當下的中國,尊重北京界定的中國核心利益。隨著這種趨勢的繼續,雙方有可能陷入日益激烈的核力量競賽。

彌合認知差異
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回應是無效的。有些美國分析人士提出通過軍事技術層面的相互克制來降低軍備競賽風險,這些通常包括提高核透明度或限制新戰略武器的發展等。但這些建議並未有效解決促使中國發展核力量的深層關切和不滿,因此不出所料,它們未能引起中方領導人的興趣。說到底,要控制正出現的中美核軍備競賽需要北京和華盛頓就造成他們相互敵對的核心安全問題進行直接對話。

這樣的對話完全符合美國和中國的目標。華盛頓宣導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依賴於大國之間相互認可彼此的合法利益及追求這些利益的可接受方式。與此同時,在最近的高層政府聲明和相關文件中,中方一再強調要“尊重彼此合理安全關切”和確保“各國安全不受減損”的重要性。兩國立場中的共通之處為進行深入對話提供了機會,使雙方可以共同探討如何定義一國的合法安全利益、以及什麼算作合理的實現安全利益的方式。這種對話類似於歷史上完成於1975年的赫爾辛基進程,該進程就有效地降低了冷戰期間蘇聯和西方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

作為一個初步步驟,中國和美國可以承諾不用軍事手段改變亞太地區的領土現狀。這樣的合作性共識或彼此呼應的單方面政策宣示將有助於增強中國和平崛起意圖的可信度,幫助設立公平和公正的國際行為規則,強化維護區域穩定的共同願景,並減少所有相關方增大軍備投入的壓力。

誠然,鑒於中國對核問題及更廣泛安全問題進行對話的疑慮,北京不一定會立即歡迎美國的對話提議。即便對話在國際社會的呼籲和督促下得以啟動,這也會是一個需要雙方外交智慧的艱難過程。儘管如此,這種對話能推動雙方更好地理解彼此對何為合法安全利益和實現安全利益的合理方式的看法。這將有助於針對北京的核心關切,提供一個穩定中美安全關係的可行前景。通過認真考慮這種對話建議,華盛頓也可以展示其友好態度,並説明北京認識到,只有合作性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促使美國不過度增加其對自己軍事威懾力量的投入。

《外交事務》

此篇文章主要关注中国近年来迅速扩充其核力量的背后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文章首先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增强其核力量,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从2019年的约200枚核弹头增加到1000枚。这种核武库的扩大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焦虑。

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扩大核武库并非完全出于军事和技术考虑,而是因为中国认为核武器能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对美国的核战略不公平的认知也推动了中国选择自主扩大其核武库。此外,随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越来越主张“战略制衡”,以追求国际地位的公平性。

文章最后指出,中美核武对话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越来越怀疑合作性安全措施能否保护其免受美国的威胁,而美国则认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目标相比中国的更合理合法。这导致中美双方在核力量问题上存在深度的不合和难以调和的分歧。

为了深入探讨这篇文章的核心议题,首先需要了解到文章主题所涉及的几个关键点:

中美核战略对比:美国始终抱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而中国一直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和核武器库扩大,这种策略可能发生变化,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核竞赛风险。

战略制衡:中方认为核武器的存在可以起到一种“战略制衡”的作用,迫使美方必须对中方采取更為緩和的態度。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决策者,使他们更倾向于把核武器当作一种可以进行地缘政治调整和影响国际关系的工具。

力量平衡:中方持续强调公平和平等,旨在实现和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力量平衡。如果美方不能接受这一点,中方很可能会选择继续扩大自身的核力量,

文章所描述的情况反映了当前的困局,即中美之间在核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和理解存在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不只在于具体的战略选择,更在于对于核力量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作者的观点是,必须了解中方的思想演变和具体的考虑,以便找到降低核对抗风险的途径。然后针对这种观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一是理解为西方需要更多地理解中方的考虑,进一步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态度,以降低对抗的风险。二是理解为中国自身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核力量,避免进一步升级节点,产生更大的国际风险。

对于文章中提出的中国追求核力量平衡,以及中美双方在核武器使用政策上的对立,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公平的评价,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国际局势。然而,文章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建议,这可能是文章的一个不足之处。

在未来,中美关于核力量的争论可能会继续升级,尤其是在台海等热点问题上。中美双方需要找到缓解对抗、加强合作的方式,才能避免出现更大的安全风险。同时,国际社会也需要进一步关注中国的核力量发展,以及其可能对国际战略秩序的影响。

"战略制衡"是指两国或多国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关系,以防止任一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略制衡主要依赖于各自庞大的核武器库,使得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核战。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的“战略制衡”主要指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其核武器库,以达到和美国的力量平衡,进而迫使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缓和的态度。

然而,作为威慑策略的一种方式,"战略制衡"并非毫无风险。虽然达成一种平衡的力量结构可以防止冲突的发生,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很容易因为各种因素而破裂。如有任何一方试图提升自己的力量,或出现误判、误算的情况,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甚至引发冲突。因此,尽管"战略制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维持地区的稳定,但最终的平和与安全还是应该基础于相互尊重、和平对话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改变其过去的核武器政策,并深入参与战略制衡,注定会面临到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核武器的扩展无疑将引发国际社会的警觉与不安,加大外部压力。其次,大量建立核力量也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资源消耗。再者,如何确保扩张后的核力量的安全、管理以及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挑战。总的来说,战略制衡的游戏并不简单,而是充满了风险和挑战。

力量平衡是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尤其出现在多极体系中。这种模式表明,当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扩张和获取优势时,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制衡这个国家,以防止其对整个体系的控制。通过保持各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可以实现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然而,力量平衡的概念在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在过去,国家通过传统军力来保持力量平衡。但是,在核武器出现后,两个或多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导致相互互惠毁灭的预期。因此,力量平衡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包括核力量的配备和管理。

在中美关系中,力量平衡的观念也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中美的核政策和核力量方面,中国力求实现与美国的力量平衡,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并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然而,这一战略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增加核对抗的可能性和风险。

所以,理智地理解和处理力量平衡的问题,以及正向地引导其走向,是未来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在实现力量平衡的同时,保持战略稳定,减少冲突概率,实现和平和繁荣,是两国和全球的共同愿望。

中美两国的核武器力量对比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高度敏感且复杂的话题。美国与中国都是全球核大国,两国的核战略和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

美国的核武力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核武库建立于二战期间,至今已有超过75年的历史。美国的核策略在冷战期间经历了从威慑苏联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调整。美国目前持有大约3800枚核弹头,根据《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上限为1550枚。美国的三位一体核武器体系包括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s)、潜射弹道导弹(SLBMs)和战略轰炸机。美国的核力量布局旨在保证即使遭受首次打击仍能进行有效的报复,以实现威慑效果。

中国的核武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的核武力量较晚发展,中国在1964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中国坚持的核政策是“最低核威慑”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是防御性的。中国的核武库规模较小,估计拥有核弹头数目大约在320枚左右。中国也拥有类似的三位一体核攻击体系,包括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新近发展的战略轰炸机能力。近年来,中国在提升其核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质量和数量上投入了大量资源。

核武器现代化与战略调整

两国在核武器的现代化方面都显示出高度的活跃性。美国近年来推动了广泛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涵盖了核弹头的生产和维护,以及运载工具的更新,如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更新换代。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推进其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例如,通过部署更多的潜射弹道导弹和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来提升其核威慑能力。

国际核武控制与未来挑战

中美两国的核武器战略和扩展也给国际核武控制带来挑战。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曾在《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中进行了核武器削减,但中美之间尚未形成类似的双边核裁军协议。未来,中美两国在核武器控制和减少核武器扩散方面的互动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在核武力量上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战略意图和发展路径。美国拥有庞大而成熟的核武库与全面的现代化计划,而中国则在坚持最低核威慑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其核力量的质与量。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国的国防战略,也形成了各自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未来中美之间在核武器控制和军备控制方面的互动,将是国际安全环境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核武器部署涉及其战略核三位一体系统,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潜射弹道导弹(SLBMs)和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一系统的设计旨在保证美国能从任何形式的核攻击中幸存下来,并进行有效的反击。

1.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

美国的ICBMs主要由两种型号构成:Minuteman III和即将部署的Ground-Based Strategic Deterrent(GBSD)。这些导弹主要部署在美国的三个州:

  • 蒙大拿州的马尔斯特洛姆空军基地
  • 北达科他州的明诺特空军基地
  • 怀俄明州的F.E.沃伦空军基地

这些基地共部署了大约400枚Minuteman III ICBMs。

2. 潜射弹道导弹(SLBMs)

美国的SLBMs部署在俄亥俄级核潜艇上,这些潜艇能够发射Trident II D5导弹。美国海军通常将这些核潜艇部署在以下两个主要地点:

  • 华盛顿州的班戈潜艇基地
  • 佐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潜艇基地

每艘俄亥俄级潜艇可携带24枚Trident II SLBMs,美国海军共有14艘这样的潜艇在服役。

3. 远程战略轰炸机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包括B-52H Stratofortress、B-2A Spirit和即将服役的B-21 Raider。这些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轰炸任务。它们主要部署在以下空军基地:

  • 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B-52H)
  • 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B-2A)
  • 北达科他州的米诺特空军基地(B-52H)

核武器现代化计划

为了维持核威慑力和技术优势,美国正在进行广泛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包括新一代的GBSD替换Minuteman III ICBMs,以及新的B-21 Raider轰炸机逐步替代老旧的B-2和B-52轰炸机。这些更新旨在确保美国的核力量在未来几十年保持可靠和有效。

通过这样的部署和现代化,美国力图保持其全球战略影响力和核威慑能力,同时确保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免受核威胁。

中国的核武器部署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防御性的,遵循“最低核威慑”政策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虽然中国关于其核力量的具体细节持保密态度,但通过开放的情报和卫星图像,外界对其核武部署有了一定的了解。

1.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

中国的陆基核力量包括多种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如东风-31(DF-31)系列和东风-41(DF-41)系列。这些导弹能够携带单个或多个核弹头,覆盖全球范围内的目标。

  • 东风-31(DF-31):是一种可移动的,路基的固体燃料ICBM,有几个改进型号,包括DF-31A和DF-31AG,射程约为1万到1.4万公里。
  • 东风-41(DF-41):被认为是中国最新且最先进的ICBM,具有多弹头携带能力,射程可达1.5万公里,可以部署于全国多个地点的发射井和移动发射车上。

2. 潜射弹道导弹(SLBMs)

中国的海基核力量主要由晋级(型094)核潜艇搭载的巨浪-2(JL-2)潜射弹道导弹构成。晋级潜艇能够携带12枚JL-2导弹,射程约为7,200公里,能够打击地区性目标。

  • 巨浪-2(JL-2):是中国第一代潜射弹道导弹,目前正在被更先进的**巨浪-3(JL-3)**替代,后者射程将达到更远,以覆盖更广泛的目标。

3. 战略轰炸机

虽然中国的核三位一体结构中战略轰炸机的角色较小,但近年来中国在提升远程轰炸机的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H-6N轰炸机是目前中国改进的远程轰炸机型号之一,它具备空中加油能力,能够携带核武器执行远程任务。

核武器现代化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其核力量的现代化,包括新型ICBMs的部署、新一代核潜艇的建造以及可能的战略轰炸机的发展。中国核武现代化的目标在于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确保能够从任何首次打击中生存下来并进行有效反击。

结论

中国的核武部署和现代化努力显示了其核力量结构的转变,从单一依赖陆基ICBMs向全面的三位一体攻击体系过渡。这种转变旨在提高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打击效能,确保其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尽管中国在核武部署上保持了高度的保密性,但其核战略的演变清晰表明了中国对未来核安全环境的认真考量。

美国的核武部队是全球最先进和最多样化的,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潜射弹道导弹(SLBMs)以及远程战略轰炸机,形成了著名的“核三位一体”战略体系。这个体系的设计旨在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有效的核反击,从而达到核威慑的目的。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s)

美国的陆基ICBMs部队主要由Minuteman III导弹组成,这是美国目前唯一在服役的ICBM。它们部署在以下三个空军基地:

  • 马尔斯特洛姆空军基地(Malmstrom AFB),位于蒙大拿州,有150枚ICBMs。
  • 明诺特空军基地(Minot AFB),位于北达科他州,有150枚ICBMs。
  • F.E. 沃伦空军基地(F.E. Warren AFB),位于怀俄明州,有150枚ICBMs。

潜射弹道导弹(SLBMs)

美国的SLBMs部队以俄亥俄级核潜艇为基础,每艘潜艇配备24枚Trident II D5导弹。这些潜艇主要部署在:

  • 华盛顿州的班戈潜艇基地(Naval Base Kitsap at Bangor)
  • 佐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潜艇基地(Naval Submarine Base Kings Bay)

远程战略轰炸机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力量由以下机型组成:

  • B-52H Stratofortress,是一种远程重型轰炸机,可携带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部署在北达科他州的米诺特空军基地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
  • B-2 Spirit,是一种隐形战略轰炸机,专为穿透密集防空网络设计,部署在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
  • B-21 Raider,这是最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预计将取代老旧的B-1和B-2轰炸机。

核武器现代化

美国正在进行广泛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旨在更新其核武库和交付系统,以维持其战略和技术优势。这包括开发新的ICBMs(Ground-Based Strategic Deterrent,GBSD),以替代老旧的Minuteman III系统,以及陆续推出B-21 Raider轰炸机。

这些部队不仅构成了美国核威慑的基础,而且还是美国战略安全的重要支柱,确保在国际上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和应对高端冲突的能力。

中国的核武部队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RF,前身为第二炮兵)负责管理和操作。火箭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专责中国的陆基战略和战术导弹部队,包括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火箭军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对其战略导弹力量的重视,其成立也体现了中国对核武力量现代化和战略灵活性的追求。

核导弹部队

中国的核导弹力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洲际弹道导弹(ICBMs)和潜射弹道导弹(SLBMs)上:

  1. 东风-31系列 (DF-31) - 这是一种路基移动式固体燃料ICBM,具有近程和中程型号(DF-31A),射程可达1万到1.4万公里,能够覆盖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2. 东风-41 (DF-41) - 这是中国最新和最先进的ICBM,射程约1.4万公里以上,可以携带多弹头,部署在路基移动发射器或发射井中,能够打击全球任何地方的目标。

  3. 巨浪-2 (JL-2) SLBM - 这是搭载于晋级(型094)核潜艇上的潜射导弹,射程约为7400公里,使中国能够从海上对地区性目标进行核打击。

  4. 巨浪-3 (JL-3) SLBM - 这是正在研发中的新一代SLBM,预计将具有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精度,用以替代JL-2,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海基核威慑力。

部署和组织

火箭军的总部设在北京附近,下辖多个基地和旅级单位,这些单位负责操作各型号的导弹系统。火箭军的具体组织结构较为保密,但已知其有若干旅级单位分散在中国各地,这些单位通常装备有一种或多种类型的导弹系统。

核武器现代化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力量的现代化,旨在提高其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灵活性和打击效能。这包括新型导弹的研发、老旧系统的替换以及导弹携带能力的提升。

战略意义

中国火箭军的核部队在中国的国防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是中国实现大国战略抱负的关键力量。通过维持有效的核威慑,中国旨在保障国家安全,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战略自主和影响力。中国在其核政策上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并强调最低核威慑策略,即仅维持足以防止他国核攻击的核力量。这种策略旨在通过保有足够的核反击能力来确保国家安全,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核力量展示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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