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明治维新—百年前东方的一支独秀

可惜像樱花般在晴空间凋落

早在德川初年,虽驱逐外国传教士,斩尽国内基督徒,幕府却对荷兰的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出岛这个人工岛上生存,包括继续与欧洲通商。久而久之,日本人必然会同他们打交道。其中的武士,因有文化,透过这扇窗口,窥探了西方世界。从而,他们受到开明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熏陶,形成了日本当年独特研究西方的“兰学”。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到了19世纪中叶,城市中的手工业、商业有长足的进展,积蓄了相当的能量,商人阶层已然“鱼大池小”;农村则发生土地兼并,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了佃农;各地的藩主,也从历来尚武的封建诸侯,逐渐向世袭的官僚转化。而中下层的武士们-当年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早觉察到日本社会的动荡,对英军的炮舰震撼大清还惊魂未定,现又有佩里的”黑船驶来”,遂产生了日本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严重危机感。

长州藩、萨摩藩等地,处于日本的西南角,距离德川幕府的统治中心江户遥远。幕府后期,对其鞭长莫及。借助地理的优势,长、萨诸藩有一定的自主权,已展开独立的对外贸易,还私派留学生出国,萨摩藩甚至与英国发生过短暂的战争。通过这些接触,武士们对西方的军力及其背后的工业实力,有所了解,明白了不可夜郎自大,对“夷”掉以轻心。

1868年,以长州藩、萨摩藩的中下层武士精英为核心,联合部分与幕府有矛盾的公卿,加上江户、大阪一代的豪商豪农,发动了日本历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政变—明治维新。从此,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木户孝允,出自长州藩。儿时体弱顽皮,少年精进剑术,遂以剑豪名震天下。后参与“尊王攘夷”,又因策划“倒幕”被当局追杀。明治时期,他力主“废藩置县”、 “三权分立” ;既有开明的政治见识,又不忘已赴黄泉而未能见到黎明的同志,故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木户孝允病危时,正当政府军与抵抗新政权的不平武士们决战,他虽神志不清,依然忧心国是:“西乡,适可而止吧!” 后人曾评价:明治精英,因具仁智勇的品格,得以成就大业。其中,木户孝允为仁智;大久保利通为智勇,西乡隆盛为勇。

大久保利通,来自萨摩藩。为人果敢刚毅,施政大刀阔斧,铁血无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明治之初,朝廷上下对变革充满抵制、反抗、不解。为上令下达,他独断专行,成为众矢之的,终被不平武士所杀。就在被刺当日,他刚对来客说道:“明治维新需要花三十年时间。现在这头十年是创业,接下来十年是巩固,最后的十年才是发展。我自己正尽力而为,以后的事就拜托诸位后辈了。” 由于生前对公共事业的大量捐款,他身后负载累累。

西乡隆盛也来自萨摩藩。在“倒幕”中,他纵横开阖,发挥了关键作用。明治维新的大变革,触动武士们传统的利益与特权,特别是下层武士受到了极大伤害。西乡隆盛对此深为不满,率部辞官还乡。在故乡,他穿起武士服装,蓄起武士发式,使用武士的刀剑,拒绝交税,我行我素,权当变革未曾发生。后来各地对政局愤懑的武士,纷纷投奔于他。于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西乡隆盛率42000名武士,用中世纪的冷兵器对抗62000名政府军的洋枪洋炮。虽然,这现代化的政府军、警,原都由他本人所创建和训练。兵败后,西乡隆盛杀身成仁。这位传奇人物,一直活在日本人的灵魂里。

明治维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开放。在1868年的“五条御誓言”中,天皇带领百官,当众对天立誓:“日本要向世界求知”,这所谓的“世界”,就是西方。1871年,大约400名外国的顾问、专家,应邀纷纷抵日,带来了科学、商业、通讯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智能。同年,48位新政权的领导核心成员,集体出国考察和学习,长达一年零九个月。

在开放国门的同时,新政权取消封建制度,统一国家。首先,德川家族的权利和领地,被全盘剥夺;接着,1871年通过“废藩置县”,诸侯们的军队也被禁除,因此废止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新政权迫使各藩诸侯,让渡出权力和土地,而通过赎买政策,给予经济补偿-鼓励他们识相地自动退出军事和政治舞台,或可以在经济领域另谋出路,“自食其力”。从京都迁都东京(原来的江户)之后,政府则以天皇的名义,由中央政府来发号施令。这还不算,为填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他们又废除了武士制度,使约占全国人口5%的武士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和俸禄。

由于解除了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土地被允许自由买卖;而且,政府规定农民纳税不得用粮食,只能交现金;政府不但用10%的赎金,赎买了大领主的产业,还把武士的俸禄换成国债券。在如此铁腕地敛财之后,政府得以兴办众多大型企业。

而正如大久保利通所言:“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矫枉过正,而以后,我们也会对此再作纠偏。” 果不其然,不久,政府发现此政策的失误,便将这些造船、采矿、铁路和纺织等各项国企,廉价卖给私人,并立下契约。进而,政府还对民营企业给予政策上的鼓励与财政上的支持。比如,降低对民企的税收,限制洋货的进口,并将拥有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国企,作为培训基地,用来向民企输送人才。

无论是对原先的公卿,对豪商豪农,还是对武士中新晋的精英,不管他们是不情愿还是自觉,政府都敦促他们融入新的体制。如此这般,加强和稳固了新政权的统治基础。识时务者为俊杰,且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上这些新旧上层人物,大都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通过包括婚嫁或其他特殊渠道,官商勾结,形成财阀集团。总之,新贵与旧贵,率先从中世纪,大步跨入现代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被牺牲的是下层的武士与工农。

三菱集团,其创始人是浪人出身的红顶商人岩崎弥太郎。三菱最初只经营航运与贸易,后则演变成日本最大的航运公司;其业务进一步扩充,包括造船、采矿、金融、库存和房地产。在一战期间和一战后,三菱还增加了钢铁、炼油、化工和飞机制造等业务。时至1920s’末, 它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财团。在1930s’ 和1940s’ 年代,三菱是日本政府的主要军火商,袭击珍珠港的“零式”战斗机,就是三菱的“杰作”。

再回溯明治精英:这些武士出身的出类拔萃之辈,似乎是日本民族几千年菁华的一次总喷发。且放下大隈重信(教育家兼实业家)、山县有朋(陆军之父)、岩仓具视(前幕府公卿、明治功臣)等豪杰不论,其中最可圈可点的,当属长州藩木户孝允的弟子伊藤博文。起初,他也是“反夷”的愤青,曾向英领馆投掷炸弹;后被秘密派往英国留学,从此三观大改,认定为了日本的富强,必须学习西方。明治初年,伊藤博文领导过铁路、通讯的创建。而在1882年,他则专程去欧洲、尤其是德国,特地考察和学习了宪政这个重大课题。

终于在1989年,日本的帝国宪法问世。它的的核心思想:统治权在天皇,“天皇皇室是国家的基石”。这部宪法允许选举一位首相和成立议会两院。上院是贵族,下院则由民选产生。上下两院平权,而下院有审核财政支出的优先权。但是,国民中只有每年能支付15日元税务的男性,才具选举权,这只占全国人口的3% 。然而,到了1925年,全国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

尽管此宪法有种种弊端,特别是对天皇的权力不加制约,这为日本的未来留下隐患。可是,比较起自古以来 ,那总是几个政客在幕后操纵云雨,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总之,日本在短短三四十年间,经济增长日新月异(见图)。军事上,在“黑船驰来” 不过23年之后,1876年日本如法炮制,用武力撞开了朝鲜的国门;1894-1895年, 打败满清;1904-1905年,战胜沙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免于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

历史上任何的社会的变革,都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一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工厂主和资本家的红利。单就以上所述“明治三杰”的生与死,足见其过程之惨烈。但是,法国大革命时,贵族仅占法国人口的0.5%;明治维新时,武士则占日本人口的5%,二者之间相差10倍。但法国大革命,远比日本这相当彻底而激进的改良,来得更加腥风血雨。其中的奥秘何在?

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日本资源匮乏,并非当年西方列强口中争抢的肥肉;而且,德川幕府已是强弩之末,对偏远的强藩失去了控制;长州藩、萨摩藩等地武士对西方的了解,也使他们正酝酿着改革。而明治以后,日本最初的兴起,不被西方视为威胁,反被认作是制衡远东沙俄的筹码。所以,武士中的改革精英,当初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能异军突起;而后日本日渐强大,却不受遏制,又是钻了被西方小视的可趁之机。正所谓“时来天地同协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