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大学维护学术自由,高调拒绝国际反犹定义;学术自由不怕挑战 反犹定义引争议;大学圈子炸锅 维护学术自由还是制造麻烦:澳大利亞看天下20240710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六度探索節目。今天我們要探討一個引發激烈爭議的話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因為學術自由的考量,拒絕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提出的反猶太主義定義,這一決定在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ANU認為這一定義可能會限制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進而削弱學術自由。雖然包括墨爾本大學和悉尼大學在內的一些高等教育機構已經採用了這一定義,但ANU堅持其現有的反歧視政策已經足夠。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尤其是在政府任命反猶太主義特使和中東局勢緊張的背景下。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在喧囂的聯邦政治和中東暴力事件的持續緊張局勢中,一場關於學術自由和反猶太主義定義的大力對峙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內部展開。這所大學拒絕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因其內部建議認為這樣做可能會削弱學術自由。這一立場是在加沙衝突爆發前幾個月確立的,並在政府本週宣布任命吉莉安·塞加爾為反猶太主義特使之際被揭示出來。

ANU的學術自由參考小組為時任校長布萊恩·施密特準備了一份討論文件,這是在議員和猶太學生遊說大學採用IHRA定義之後進行的。文件中明確指出:“我們的建議是,採用任何涉及對以色列國家進行學術批評的反猶太主義定義,都有可能實質性地減少目前在ANU維持的學術自由範圍。”這一建議通過信息自由請求被揭示,使公眾一窺大學內反猶太主義辯論的內情。

ANU的發言人表示,這份文件只是大學決定的一個因素。IHRA將反猶太主義定義為“對猶太人的某種看法,這種看法可能表現為對猶太人的仇恨”。在這一定義中,將當代以色列政策與納粹政策進行比較被列為反猶太主義的例子之一。雖然IHRA也表示“對以色列的批評如果與對其他國家的批評相似,不能被視為反猶太主義”,但這一定義在幾個國家引起了爭議,有人認為它使機構能夠壓制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

討論文件探討了大學是否應該維持現有的反歧視政策,還是採用明確的反猶太主義定義。最終,ANU決定其自身的措施已經足夠。文件中寫道:“IHRA的工作定義可能比我們目前的政策和程序或包含未定義的反猶太主義參考更限制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這一立場得到了綠黨和國家高等教育工會的支持,這些團體警告說,聯盟定義可能限制學術自由。

綠黨發言人指出:“許多猶太聲音提出了非常真實的擔憂,認為將這變成一個可執行的規範可能會限制學術和學生對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評。”澳大利亞巴勒斯坦倡導網絡主席納瑟·馬什尼則表示,大學的決定“與已經確立的擔憂和大量證據一致,這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產生了寒蟬效應”。

儘管墨爾本大學、悉尼大學、莫納什大學和新南威爾士大學已經採用或參考了IHRA定義,但大多數其他大學尚未採用。而自由黨後座議員朱利安·利瑟爾,作為一名猶太人,他認為,採用這一定義的大學校園內的學術自由並未受到影響。“那麼為什麼ANU不跟隨呢?”他質疑道。工黨後座議員喬什·伯恩斯同樣是猶太議員,他與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一起宣布吉莉安·塞加爾為打擊反猶太主義的特使,他表示,ANU的立場令人憤慨,“鑑於事實上自那以來ANU發生了多起事件”。

今年5月,親巴勒斯坦的營地被迫轉移到另一個地點,而ANU則暫停了一名支持哈馬斯的學生,哈馬斯是以色列軍隊打擊的恐怖組織。猶太裔的總檢察長馬克·德雷福斯在週二的國家新聞俱樂部上表示,當人們以不會對其他國家採取的方式批評以色列時,這就達到了反猶太主義的程度。

在這場學術自由與反猶太主義定義的辯論中,各方觀點交鋒,呈現出複雜而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動態。一方面是對學術自由的堅持和維護,另一方面是打擊反猶太主義和保護猶太社區的必要性。這場辯論不僅在澳大利亞國內引發關注,也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討論。通過新聞、觀點和專家分析,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這場辯論的背景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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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拒絕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提出的反猶太主義定義,這一決定主要考慮到學術自由可能受到影響。該立場是在加沙衝突爆發前幾個月確立的,並在政府宣布任命反猶太主義特使之際被揭示,引發了國內對中東暴力事件的持續緊張局勢。

ANU的學術自由參考小組為時任校長布萊恩·施密特準備了一份討論文件。這份文件是針對議員和猶太學生遊說大學採用IHRA反猶太主義定義的回應。文件中提到,採用這一定義可能會減少目前在ANU維持的學術自由範圍,特別是關於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

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將其描述為“對猶太人的某種看法,這種看法可能表現為對猶太人的仇恨”。該定義列舉了幾個例子,包括“將當代以色列政策與納粹政策進行比較”。儘管IHRA也指出“對以色列的批評如果與對其他國家的批評相似,不能被視為反猶太主義”,這一定義仍在幾個國家引起爭議,有人認為它可能會限制機構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

ANU的討論文件探討了大學是否應該維持現有的反歧視政策,還是採用明確的反猶太主義定義,最終決定現有措施已經足夠。文件指出,IHRA的工作定義可能比現有政策和程序更限制對以色列國家的批評。

綠黨和國家高等教育工會是警告IHRA定義可能限制學術自由的團體之一。綠黨發言人表示,許多猶太聲音提出了非常真實的擔憂,認為這可能會限制學術和學生對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評。

澳大利亞巴勒斯坦倡導網絡主席納瑟·馬什尼表示,大學的決定“與已經確立的擔憂和大量證據一致,這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產生了寒蟬效應”。

儘管如此,墨爾本大學、悉尼大學、莫納什大學和新南威爾士大學已經採用了這一定義,但大多數其他大學尚未採用。

自由黨後座議員朱利安·利瑟爾認為,採用這一定義的大學校園內的學術自由並未受到影響,質疑為何ANU不跟隨。工黨後座議員喬什·伯恩斯對ANU立場表示憤慨,指出ANU自那以來發生了多起事件。

在聯邦政治的喧囂中,ANU的決定提供了對大學內反猶太主義辯論的洞察,反映了學術自由和反歧視政策之間的複雜平衡。

歡迎大家進入六度探索的辯論環節!我們從正反兩個角度,對本節目進行辯論,請出我們的辯論高手楚天舒、謝琪琪!

我是楚天舒。

我是謝琪琪。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要談論的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拒絕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的決定。我認為這是捍衛學術自由的正義之舉。你想想看,如果我們用IHRA的定義,那麼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都可能被標籤為反猶太主義,這不就是在限制言論自由嗎?這樣下去,我們的學術討論還有什麼意義?

呀,楚天舒,我看你真是想得太簡單了。ANU拒絕採用這一定義,實際上是在給那些披著學術外衣的仇恨言論開綠燈。IHRA的定義其實很明確,對以色列的合理批評並不會被視為反猶太主義。你看看其他大學,像墨爾本大學、悉尼大學,他們採用了這一定義,學術自由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嘛。你怕啥呢?

琪琪,你這話說得好像我們對批評以色列有啥特別的興趣似的。事實上,學術自由的核心就是允許多元的觀點存在。你知道嗎,歷史上有多少次,偉大的學術發展都是在沒有這些限制的環境下誕生的?你再看看那些採用了IHRA定義的大學,真的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那為什麼那些自由黨和工黨的後座議員還不斷地在這裡吵吵嚷嚷?

哦,楚天舒,你又來了。你知道嗎,學術自由並不是無限的。當你的言論在散布仇恨、歧視,那就是在傷害別人。這可不是我說的,這是社會共識。就像我們不能在學術討論中隨便來個納粹禮一樣,我們也不能允許反猶太主義潛藏在學術討論中。朱利安·利瑟爾和喬什·伯恩斯這些議員,他們可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的擔憂不可能是空穴來風。

謝琪琪,這就有趣了。你說的那些擔憂,真的是因為學術討論中有反猶太主義嗎?還是因為有人不想聽到對以色列的批評呢?你知道,澳大利亞巴勒斯坦倡導網絡的主席納瑟·馬什尼都已經說了,這些擔憂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工具,用來壓制不利於以色列的聲音。這麼看來,ANU的決策反而是捍衛了真正的學術自由,從根本上說,我們需要的是多元意見,而不是一個看起來很漂亮的框架來限制言論。

好啦,楚天舒,你總是這麼理想化。你說的這些,多元意見也好,自由討論也罷,這些在現實中真的能夠保護到那些受到攻擊的群體嗎?馬克·德雷福斯在國家新聞俱樂部上都說了,當人們以不會對其他國家採取的方式批評以色列時,這就是反猶太主義。但凡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反猶太主義的危害是多麼深遠。我們需要的是實際行動來保護弱勢群體,而不是空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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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這年頭學術自由和政治正確真是水火不容呀!這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可是摻和在這兩者之間走鋼絲。話說,ANU最近拒絕採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理由是這樣可能會削弱學術自由。這一舉動可不是隨便拍腦袋決定的,早在加沙衝突爆發前,ANU就準備了一份討論文件,研究這個定義是否合適。結果呢,文件說如果採用這個定義,可能會對以色列的學術批評造成實質性的限制。這一消息通過信息自由請求才被透露出來,可見當時內部辯論有多激烈。

這個IHRA的定義可不簡單。它把反猶太主義定義為“對猶太人的某種看法,這種看法可能表現為對猶太人的仇恨”,甚至包括像“將當代以色列政策與納粹政策進行比較”這樣的行為。雖然IHRA也說對以色列的批評如果與對其他國家的批評相似,是不能算作反猶太主義的,但還是讓人擔心這一“高帽子”會被濫用,讓對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評變得寸步難行。ANU那份討論文件也是這麼說的:“這個定義可能比我們現在的政策和程序更加限制對以色列的批評”。

這次ANU的決定可算是踩了各方的雷區。支持學術自由的團體像綠黨和國家高等教育工會都對此表示支持,他們認為這個定義確實會限制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綠黨發言人還說,“許多猶太聲音提出了非常真實的擔憂,認為這個定義會限制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然而,這次決定也引來了不少批評。比如自由黨後座議員朱利安·利瑟爾,他就是直言不諱地說,其他大學都採用了這個定義,也沒見學術自由受影響,ANU幹嘛要搞特殊?工黨的猶太議員喬什·伯恩斯也對ANU的立場表示憤慨,他說,“鑑於事實上自那以來ANU發生了多起事件”,這麼做並不明智。

說到這些“事件”,今年5月,ANU還因為一個親巴勒斯坦的營地被迫轉移地點而鬧得滿城風雨。更有甚者,一名支持哈馬斯的學生被暫停,哈馬斯可是以色列軍隊的頭號敵對組織。在這種背景下,ANU的決定就顯得尤為敏感。

總之,ANU這次拒絕採用IHRA定義的舉動,讓它在學術自由與政治正確之間的平衡變得更加微妙。這一決定既有學術自由的擁護者稱讚,也有反對者的抨擊。這場辯論還會繼續發酵,讓我們拭目以待,看下一步會出什麼招。無論如何,這場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拔河比賽,還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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