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明鏡評論節目！今天，我們要深入探討中國城鄉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威脅，這道鴻溝是否過於寬廣而無法修復？透過鄭亞君的故事，我們看到一位來自偏遠地區的學生如何在大城市的激烈競爭中掙扎求生，並揭示了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如何影響了無數農村孩子的未來。不僅如此，中共領導層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並不斷提出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而在國際舞台上，我們還將目睹印度與中國在烏克蘭的外交角力，兩國如何在這場全球影響力的爭奪戰中各展其能，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究竟誰能在這場對決中佔據上風？這些動態不僅關乎兩國的外交政策，也將影響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最後，我們將分析中國與印尼恢復軍事演習的背後原因，這一舉措究竟是信任建立的開始，還是大國競爭的又一波濤？整個局勢錯綜複雜，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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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鄉差距的故事在鄭亞君的生活經歷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作為一名甘肅省偏遠小鎮的孩子，她經歷了兩次高考才終於在2009年成功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然而，進入這所名校並沒有結束她的挑戰。她在同學和老師中感受到來自大城市的文化和言談舉止的隔閡，這讓她感到困惑和挫敗。正如她在一次廣為流傳的採訪中所說：“在大學的第一年，我不明白為什麼——儘管我從小就努力學習，從未浪費一天——我仍然比不上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學生。”然而，她最終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並在畢業後擴展了她的碩士論文，研究中國頂尖大學中城鄉學生之間的差距，並於去年初出版了她的研究成果。
鄭亞君的書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了階級差異，是近年來中國出版的幾部類似作品中最突出的之一，引發了廣泛的媒體報導和公眾辯論。這些討論指向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在當今的中國，階級分化和城鄉差距是否無法彌合？中共領導層意識到，如果城鄉差距繼續擴大，中國的可持續增長可能會受到威脅。在2013年的一次重要全會上，黨領導人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六年後，在另一個全會上，黨領導層提出“繼續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這凸顯出領導層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然而，儘管北京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解決這個問題並非易事，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斯坦福中國經濟與機構中心的聯合主任斯科特·羅澤爾指出，農村地區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勞動力“可能是中國可持續經濟增長的主要長期障礙”。這是因為缺乏技能使得農村工人難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競爭。根據羅澤爾的研究，40%到50%的農村兒童在認知發展方面存在延遲，這可能導致他們在學習數學、科學和語言方面遇到困難。這些教育差距使得中國農村地區的孩子難以獲得從事高技能工作的學術技能，從而阻礙了中國向高收入、高技能經濟體的過渡。
北京在2021年宣布成功消除極端貧困，習近平主席稱850萬人脫貧是“現代歷史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羅澤爾表示，中國的“政策重點需要轉向解決數億低收入農村中國人面臨的挑戰”。根據2021年全國人口普查，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口為5.0979億，占中國總人口的36.11%。在上個月第三次全會結束後，黨領導人宣布了一個未來五年的行動計劃，以支持農村地區的農業、住房和農民工發展。這些舉措旨在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員鄭林毅表示，行動計劃中的一些措施將為居民在城鄉之間更自由地流動創造條件，促進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發展”。他說，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過去十年有所縮小，但如果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因城鄉發展不平衡而存在巨大差距，實現改革目標將更加困難。雲南大學的人類學家袁長庚警告說，公眾對城鄉差距的討論仍然缺乏意識。近年來，關於農村學生劣勢的公眾討論主要由“中產階級和知識界”主導，這種社會討論仍然是小規模的，來自小城鎮或農村地區的人沒有足夠的發言權。
當鄭亞君的研究揭示出農村學生在頂尖大學中的艱難處境時，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與斯坦福大學合作的“大數據中國”也發布了一份分析報告，顯示了中國人對個人努力和不平等的看法在過去20年中的變化。根據羅澤爾和哈佛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馬丁·懷特的研究，報告發現，2004年至2014年間，受訪者認為“缺乏能力”、“低教育”和“缺乏努力”是解釋中國貧困的三個最重要因素。但到2023年，“機會不平等”成為受訪者認為人們貧困的首要原因，而“不公平的經濟體系”排名第三，只有“低教育”仍然在前三名之列。
隨著中國社會對不平等問題的關注增加，“躺平”的想法在年輕人中變得流行，這一現象引發了官方的關注。2021年，官方審查機構刪除了大部分關於“躺平”的在線討論，因為這一想法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儘管如此，這些趨勢顯示出中國社會內部對未來的信心和樂觀情緒正在減少。大數據中國的作者表示，這些趨勢對中國政府構成了總體挑戰，因為它努力重建對經濟提供機會能力的信心，並制定一個為民眾所接受的修訂社會契約。
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與中國在烏克蘭衝突中的外交角力進一步展示了兩國在全球舞台上的雄心壯志。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最近訪問基輔，這是繼上個月他在莫斯科進行外交活動後的又一重大舉措，標誌著印度在烏克蘭衝突中的參與進一步加深。這次訪問發生在持久的敵對行動背景下，暗示著更深層次的戰略意圖。隨著印度和中國越來越多地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外交的關鍵角色，烏克蘭戰爭成為展示其和平能力的舞台。
對於中國而言，作為調解者的角色增強了其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大國的形象，能夠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並將影響力擴展到亞洲以外。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角色以謹慎參與為標誌，平衡其與俄羅斯的深厚關係與維持與歐洲和更廣泛的西方經濟關係的利益。今年早些時候，中國提出了一個12點和平計劃，呼籲停火和恢復談判。然而，這一計劃遭到了懷疑，特別是來自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友的懷疑，他們認為北京的提議在暗中支持俄羅斯的立場。
相比之下，印度的方法以謹慎和戰略模糊性為特徵。通過不過於強烈地承諾任何一方，印度希望保持其作為中立行為者的可信度。這種方法使印度能夠與俄羅斯和烏克蘭接觸，可能將自己定位為衝突各方之間的橋樑。然而，印度在和平進程中的參與仍處於早期階段，其影響衝突進程的能力仍不確定。任何和平努力都需要靈活的外交和解決各方潛在戰略關切的能力。
此外，中國與印尼恢復軍事演習的動向也引起了關注。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獲勝的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首次以當選總統的身份出訪中國，並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熱烈歡迎。這次訪問強調了兩國之間日益加深的雙邊關係，突顯了它們強勁的經濟聯繫和活躍的人文交流。儘管如此，印尼和中國之間的軍事關係相對低調。雙邊軍事演習，作為國家間防務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北納土納海的爭端於2015年中止。然而，在2024年8月13日的中印尼聯合外交和防務對話中，兩國高級官員同意恢復聯合軍事演習，從而重新激活了它們的防務合作。
對於印尼來說，軍事演習是展示其“積極和自由”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作為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演習的主要參與者，印尼決定與中國進行雙邊軍事演習，向美國和中國發出明確信號，即它不會在持續的地緣政治競爭中選邊站。另一方面，中國希望通過軍事演習與印尼建立信任，認識到印尼通常被視為東盟的事實領袖，具有團結東南亞國家並影響地區安全動態的獨特能力。這一發展引發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印尼和中國要恢復聯合軍事演習？
印尼的“積極和自由”外交政策自1949年獨立以來強調不結盟，同時積極參與外交以促進地區和全球穩定。這一原則是由印尼的歷史經驗塑造的，包括1000年代的朱羅-滿者伯夷衝突、荷蘭殖民統治、二戰期間的日本入侵以及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動態。在2007年之前，印尼避免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進行雙邊軍事演習，這種情緒源於其殖民過去。然而，冷戰結束後，印尼開始與美國進行聯合演習，這些演習旨在提高維和能力。這些演習對於印尼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它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六大貢獻者。
印尼與美國的聯合演習提供了現實的戰鬥經驗，獲得了保護群島的軍事技術，並加強了人道主義援助和災害救援（HADR）工作，特別是在2004年致命的聖誕節海嘯之後。為了保持其“積極和自由”政策，印尼在2007年與中國簽署了一項防務合作協議，其中包括聯合軍事演習。從2011年到2014年，印尼陸軍（TNI-AD）和中國人民解放軍（PLA）每年進行“鋒利的刀”反恐演習。然而，這些演習規模較小，部分原因是語言障礙和操作差異。最大的挑戰是北納土納海的爭端，中國的“十段線”（前稱“九段線”）與印尼的專屬經濟區重疊。2015年，印尼對非法中國漁船的行動和隨後的外交緊張導致“鋒利的刀”演習中止。
這些一連串的事件，從鄭亞君的經歷、中國和印度在烏克蘭的外交角力，到中印尼軍事演習的恢復，都展示了中國在國際和國內面臨的複雜挑戰。如何縮小城鄉差距、提升國際地位並在地緣政治中保持平衡，這些都是中國及其夥伴國家需要長期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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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鄉差距威脅經濟增長，這道鴻溝是否過於寬廣而無法修復？
鄭亞君，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香港大學博士畢業生，深入了解中國城鄉差距的問題。她在甘肅省一個偏遠小鎮長大，經歷了兩次高考後，於2009年被復旦大學錄取，但在大學期間，她發現自己難以適應來自大城市的同學和老師的言談舉止。這些經歷促使她在畢業後擴展碩士論文，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中國頂尖大學中城鄉學生之間的差距，並於2022年出版了研究成果。
中國的階級分化和城鄉差距問題在近年來引發了廣泛的媒體報導和公眾辯論。中共領導層意識到城鄉差距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威脅，並在2013年和2019年的全會上提出了解決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等措施。然而，觀察人士認為，儘管北京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解決這個問題並非易事，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在中國，所有兒童都必須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但農村教育的不足從學生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如果城鄉差距持續存在，中國將面臨嚴重的人力資本危機。斯坦福中國經濟與機構中心的聯合主任斯科特·羅澤爾指出，農村地區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勞動力可能是中國可持續經濟增長的主要長期障礙。根據羅澤爾的研究，40%到50%的農村兒童在認知發展方面存在延遲，這可能導致他們在學習數學、科學和語言方面遇到困難。
北京在2021年宣布成功消除極端貧困，但羅澤爾表示，中國的政策重點需要轉向解決數億低收入農村人口面臨的挑戰。根據2021年全國人口普查，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口為5.0979億，占中國總人口的36.11%。去年，中共高層提出了未來五年的行動計劃，以支持農村地區的農業、住房和農民工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可能放寬加劇城鄉差距的政策，如戶籍制度，該制度限制了人們從農村向城市遷移。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員鄭林毅表示，行動計劃中的一些措施將為居民在城鄉之間更自由地流動創造條件，促進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發展。教育差距是城鄉差距的一個關鍵表現。鄭林毅補充說，如果中國人口在未來幾十年內下降，一些農村學校的合併將不可避免，這意味著更多的農村學生將不得不走更長的路程上學，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雲南大學的人類學家袁長庚警告說，公眾對城鄉差距的討論仍然缺乏意識。近年來，關於農村學生劣勢的公眾討論主要由中產階級和知識界主導，這種社會討論仍然是小規模的，來自小城鎮或農村地區的人沒有足夠的發言權。
許多來自欠發達地區的人的長期願望是定居城市，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享受更好的生活。幾十年來，中國社會鼓勵個人努力，許多人相信努力工作可以帶來社會流動性。然而，香港大學的鄭亞君表示，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對於來自欠發達地區的許多學生來說，儘管個人努力，進入中產階級變得越來越困難。
總之，中國的城鄉差距對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威脅，特別是在教育領域。儘管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但要完全彌合這道鴻溝仍面臨諸多挑戰。政策的調整和持續的社會討論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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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楚天舒。
我是謝琪琪。
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們來討論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否過於寬廣而無法修復。首先，我必須指出，這個差距的確存在，但說它無法修復，這可就有點小題大做了。看看鄭亞君的故事，她從甘肅的農村走到復旦，這證明了只要努力，即便出身農村，也能逆襲人生。中國政府已經在推進包括義務教育一體化在內的各種政策，未來五年的行動計劃更是旨在縮小這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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