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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博士改變了中國的科學和我的生活。這是我欠他的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作者程陽陽是粒子物理學家、法學研究學者、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保羅中國中心研究員，她的工作重點是中國科技發展和中美關係。
今天的主題是李政道——這位顛覆粒子物理學的天才，他的思想和成就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科學界，也塑造了我個人的人生旅程。李教授的創新精神和對科學教育的熱情，促成了少年班的成立，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科學家鋪平了道路。他的故事跨越了國界，從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再到他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角色，李政道始終在推動科學交流的前沿。
然而，李政道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學術界，他在面對政治挑戰時也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在天安門事件後，他仍然選擇不放棄對話，努力促進中美之間的科學合作，這一行為引發了諸多爭議，他是否在道德上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李的故事告訴我們，科學的追求必然與政治緊密相連，而他所追求的理想卻常常被現實所阻礙。
李政道的遺產不僅僅是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更是他對於如何在複雜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堅持信念的啟示。如今，這一責任已轉移到我們身上，如何在科學與政治之間找到平衡，如何讓科學真正服務於人類，是我們每一位後繼者需要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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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上海的一所舞蹈學院，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T.D. Lee）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少年班，一个专门为天才青年设立的特别班。这一想法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三十年后，我有幸成为李教授构思的这个项目中的一员，学习物理。李教授不仅以他在粒子物理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影响了几代中国科学家，更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和中美科学交流的努力，为我们这些后辈铺平了道路。2023年8月4日，李教授与世长辞，享年97岁。他的逝世引发了广泛的悼念和回顾。
李政道教授的工作，源自他对宇宙奥秘的无穷好奇心、对美的敏锐眼光以及对人类的深厚爱意。他的遗产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教训，还留下了许多关于自然运作及科学家应如何履行公民责任的问题。
李政道于1926年出生在上海，1946年赴美攻读研究生。那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因其在军事和工业上的应用而备受重视。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选派了一批学生赴美学习核技术，李政道和他的同学朱光亚便是其中的两位物理学家。由于美国当局禁止分享有关原子弹的知识，这些中国学生转而追求基础科学。朱光亚前往密西根大学，而李政道则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两人于1950年毕业，那时正值中国内战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朱光亚回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领导者，而李政道则留在美国，继续在理论天体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道路上发展。
1956年，李政道和他的同事、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杨振宁提出了检验“宇称不守恒”的新方法，这一理论在实验中得到证实，并于次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冷战背景下，这一基础科学的突破具有了地缘政治意义，华盛顿、台北和北京的当局都试图将这一成就视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不但颠覆了对宇宙基本原则的长期假设，还反驳了对中国科学家的种族歧视。宇称不守恒的概念在毛泽东的中国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意识形态作用。那时，许多科学家因为其工作被认为与共产党的教义相悖而遭到迫害，但党却接受了李和杨的理论，因为他们的中国血统。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为，如果宇宙的基本对称确实被打破，那么这就是证明一切都是变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大众斗争而改变。
1966年，毛泽东因担心社会停滞和自己统治的衰退，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入混乱。学校停课，知识分子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然而，随着中美关系因对苏联的共同担忧而逐渐缓和，李政道终于在1972年得以回到故乡，这是他26年来的第一次回国。他目睹了政治狂热带来的破坏，并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议中倡导基础研究，但说服党内的激进派并非易事。
1974年的第二次访华，李政道参观了上海芭蕾舞学院，这次参观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注意到舞者们从小就开始训练，免于艰苦的劳动。他立即写信给中国当局，提出这一初步建议：“尽管基础科学与舞蹈非常不同，但是否可以在选拔和培养科学家方面采用一些类似的方法？”李请他的老朋友朱光亚将信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将其转交给毛泽东。
几天后，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被召唤与毛泽东进行一对一会谈。李在随后的文章中回忆了这次经历。毛泽东问他：“告诉我，对称的重要性在哪里？”李拿起桌上的铅笔，在笔记本上滚动着，向毛泽东解释动态过程如何也可以体现更高层次的对称。谈话从自然法则转向人类事务，李成功获得毛泽东对科学天才青年计划的批准。然而，政治不确定性使得这一计划的实施受到阻碍。直到1978年，即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首批特别班的学生才被录取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必须在15岁以下。该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少数青少年提供精英大学教育，更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向国家复兴寻求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政治信号。
当我和同学们在2005年抵达USTC时，李政道的手写纪念信在天才青年楼的入口处迎接我们：“创造的责任在于年轻人。”公告栏展示了著名校友的成就，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科技高管以及在华尔街发迹的人。我们的老师特别注意保护我们不受“天才”这一概念的公众迷恋；几岁的差异根本不值得关注。正如李在该计划27周年纪念文章中所反思的，他最初提议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设计一个天才青年班，而是促进开放，为政治动荡中的科学教育创造机会。该计划是其时代的产物；其具体要求，包括年龄限制，都是李的政治智慧的说服策略。
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正式顾问和他出生国与他所选择的家园之间的科学大使，李在中国的各种教育和交流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美国物理考试与申请（CUSPEA）计划由李发起和管理，为中国学生在后毛时代赴美攻读研究生提供了首批途径。
李还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早期和重要倡导者，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高能粒子对撞机实验。今年十月标志着该设施奠基40周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参加了仪式并亲自祝福该项目。该对撞机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重要外部支持。经过几次升级，这一实验仍在进行中，并保持着活跃的国际合作。
我在这一实验上完成了本科论文，并于2009年来到美国，在李政道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该系行政办公室外的墙上挂满了诺贝尔奖得主的肖像，其中就包括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照片。第一次站在他们的照片前，我感觉得像是朝圣。
我从未有机会亲自见到李政道，但他的存在总是感觉近在咫尺。我在论文和教科书中经常看到他的名字。我的博士生导师在1980年代参与了CUSPEA的招生工作。我的同事们在那段时间上研究生时，常提到他们的中国同学有多优秀：通过CUSPEA后，作业简直轻松！
自1979年以來，CUSPEA計劃運行了十年，近千名中國物理學家得以赴美學習。許多人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了領導者。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從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中恢復，學生們可以直接申請美國學校，最後一批CUSPEA學生於1989年被錄取。
那年六月，當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主導的民主運動時，李政道正在北京主持一個國際物理研討會。他安排與會者安全離開，並將次年出版的會議紀要獻給天安門的受害者：“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和無辜者。”對於這一暴行，許多美國學術組織暫停了與中國的合作。一些科學家主張持續抵制。
大屠殺後的三個月，鄧小平消失在公眾視野中。當這位中國領導人在九月再次出現在鏡頭前時，李政道就在他身邊。兩人握手並長時間交談。他們微笑的照片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
李政道與鄧小平的會面引發了科學界的廣泛批評。這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學家將自己的聲譽借給了一位殘酷的領導者，並幫助恢復了後者的形象。在給他的同事斯坦利·德瑟的信中，李解釋說，他向中國領導層提出了三項要求——公布傷亡名單、對學生抗議者提供特赦以及對受害者及其家屬提供支持——並得到了積極的回應。“我很高興，儘管局勢動盪，今年的74名新CUSPEA學生都被允許來到這個國家，”李補充道。
在與鄧小平握手一個月後，李會見了喬治·H·W·布什總統，傳達了中國領導人的和解信息。
在天安門大屠殺35年後，中國當局仍未履行其透明度或寬容的承諾。我想知道李是否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當我反思他在其無可指責的職業生涯中的這一事件時，真正讓我痛心的是，李預見到了中國政府的背叛和美國的專業後果，但他仍然相信必須嘗試。他在建議中國官員方面有著長期成功的記錄，但只有當他的目標與國家的目標一致時。
北京採納了李在推進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建議，以加強自身的權力，但國家不會在挑戰其統治的問題上讓步。李在天安門事件後的選擇悲劇暴露了精英說服作為變革工具的局限性：要在桌子上獲得一席之地，必須接受房子的規則。即使是像李這樣的天才，或許提出打破宇宙的對稱比想像中國的替代治理更容易。
在給德瑟的信的結尾，李強調了與中國同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希望以真正的方式幫助他們。”李的立場與布什的立場相呼應。儘管國會對更嚴厲制裁的壓力和美國公眾的道德憤怒，總統仍渴望在天安門事件後恢復中美關係，並認為與李會面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但更好的雙邊關係是否總能惠及兩國人民？在不設條件或施加壓力的情況下維持對話，容易滑向默許。正如李所說，維護“科學的普遍性和各國科學家之間的自由交流”可能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但將這種世界主義理想誤認為現實，卻忽視了知識生產背後的政治動機、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以及促進或禁止人員和思想流動的權力結構。科學及其交流的政治性在李的教育和職業生涯中始終顯而易見。即使科學家們竭盡所能，科學也從來不是無辜的。
當粒子物理學家C.S. Wu於1997年去世時，李寫下了一篇感人的文章，回顧了她輝煌的生平和他們的成功合作，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李在結尾引用了愛因斯坦對居里夫人的悼念：“在一位卓越人物的生命結束之際，我們不僅要滿足於回憶她為人類所做的貢獻。領導人物的道德品質對於一代人和歷史的進程或許更具重要意義……”李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讚揚居里夫人的“力量”和“意志的純潔”。
李認為這些話是“最合適的”來形容Wu，而我認為它們同樣適用於李。他體現了他所稱之為的兩個國家的最佳特質，並面對了它們最糟糕的元素。他努力將自然的複雜性提煉成基本原則，並尋求一種更高的統一，超越分歧。懷著純潔的意志，他揭示了世界的美麗以及其破碎之處。解碼宇宙和實現地球上更好治理的追求仍在繼續。李已經做了他應做的，值得安息。現在，這一責任在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