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澳大利亞看天下節目！今天，我們將探討一個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大事件：國際刑事法院（ICC）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前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以及哈馬斯領袖易卜拉欣·阿爾-馬斯里發出的逮捕令。這些領導人被指控涉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特別是在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中，對平民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ICC法官指出，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被認為對加沙的饑餓問題及巴勒斯坦人的迫害負有責任，而阿爾-馬斯里則因其參與2023年10月7日大規模襲擊以色列的行為而被起訴。這一系列的指控不僅引發了對人權的關注，更激起了以色列政府的強烈反對，他們拒絕承認ICC的管轄權並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在這場衝突中，不僅是當事國的命運受到影響，整個國際社會的反應同樣至關重要。對於ICC的指控、以色列的回應以及未來的發展，我們將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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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充滿爭議與矛盾的國際舞台上，國際刑事法院（ICC）於海牙發出了一個震撼的公告——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前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以及哈馬斯領袖易卜拉欣·阿爾-馬斯里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涉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這一舉動立刻在全球範圍內激起了強烈反響和激辯。
ICC法官指出，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被指控在加沙地區引發嚴重人道主義危機，特別是針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和饑餓問題。這些指控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形成了沉重打擊，尤其是在當前緊張的中東局勢下，更加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以色列行為的批評聲浪。另一方面，針對哈馬斯領袖阿爾-馬斯里的逮捕令描述了2023年10月7日對以色列的襲擊中發生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包括強姦、人質綁架和謀殺。這場襲擊後來引發了更加激烈的加沙戰爭，導致大量無辜平民傷亡，這也讓ICC的檢察官卡里姆·汗決心繼續收集關於阿爾-馬斯里的證據，以求還原事實真相。
然而，以色列拒絕承認海牙法院的管轄權，表示對這些指控不屑一顧。以色列方面甚至稱已在空襲中消滅了阿爾-馬斯里，惟哈馬斯組織並未確認或否認這一說法。前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對ICC的決定極其不滿，譴責其為“恥辱”，而主要反對派領袖雅伊爾·拉皮德也稱這一舉動為“對恐怖主義的獎勵”。面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內塔尼亞胡和加蘭特至今保持沉默，似乎無意就此發表任何評論，這讓外界對其意圖和策略產生了更多猜測。
ICC並不擁有自己的執法機構來執行這些逮捕令，而是依賴成員國的合作，其中包括歐盟所有國家、英國、日本、巴西、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以及中東的巴勒斯坦領土和約旦。這就意味著，儘管以色列不接受ICC的管轄，逮捕令仍然能在其他成員國中發揮影響力。這一情況再次引發了對國際法的思考，尤其是當主權國家與國際機構的權力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時，更加需要全球對話來重新審視法律與正義的關係。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這場針對以色列和哈馬斯領導人的法律行動，無疑會引發更深層次的國際政治博弈和討論。未來幾周甚至幾個月，這一事件的影響將繼續發酵，影響著中東地區和全球安全的走向。
而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舞台上，英國流行歌手蘇菲·艾利斯-貝克斯特將於2025年新年於BBC One舉辦一場名為「新年迪斯科」的演出，這一活動為她的職業生涯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蘇菲的歌曲《舞池謀殺》（Murder On The Dancefloor）因在熱門電影《鹽燒》（Saltburn）中的出現而再次流行，她的演出將成為BBC新年音樂會的壓軸節目，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觀眾。
蘇菲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將為新年派對帶來「閃耀、歌唱和舞蹈」，而這次音樂會也將迎來多位全明星嘉賓加入，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與新作《夜之自由》（Freedom Of The Night）將在這個盛大的夜晚一一呈現。蘇菲的母親，前《藍彼得》（Blue Peter）主持人珍妮特·艾利斯（Janet Ellis），以及她在獨立樂隊Theaudience的音樂起步，都為蘇菲的藝術生涯打下堅實基礎。
蘇菲·艾利斯-貝克斯特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透過《廚房迪斯科》（Kitchen Disco）重新贏得了大眾的喜愛。這些由她在家中舉辦的直播音樂會不僅為她帶來了廣泛的關注，還讓她獲得BBC Radio 2常規節目主持的機會，甚至在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Glastonbury）上擔任演出嘉賓。這些成功無疑為她的音樂事業注入新活力，也讓她成為全球粉絲心目中的不朽偶像。
隨著這場充滿活力的音樂會即將到來，蘇菲希望能夠藉由她的音樂，為全球觀眾帶來歡樂與希望，讓這個新年夜變得更加難忘。粉絲們將有機會透過BBC的節目和巡演網站申請門票，在這個跨年夜與蘇菲一起享受音樂的魅力，讓她的旋律成為新一年美好開端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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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是全球首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專責追訴最嚴重的國際罪行，包括種族滅絕、反人道罪、戰爭罪及侵略罪。ICC於2002年7月1日根據《羅馬規約》成立，總部設於荷蘭海牙。至今，已有120多個國家簽署或批准該規約，成為ICC的締約國。
ICC的設立旨在填補國家司法系統未能或不願起訴這些罪行的空白。它的職權範圍並不取代國家法院，而是在國家法院無法或無意進行有效起訴時介入。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可以自行發起調查，但需要得到法院的前庭分庭批准；另有締約國或聯合國安理會轉介案件予ICC。
ICC的成立背景可以追溯至二戰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審判，這些臨時法庭為追究戰爭罪提供了預例。隨後，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20世紀初期開始草擬國際刑事法庭的概念，但直到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及盧旺達種族滅絕事件後，國際社會才加速推動常設刑事法院的成立進程。
《羅馬規約》是ICC的基礎法律文件，詳細規定了該法院的結構、職能及司法程序。該規約於1998年在意大利羅馬通過，並於2002年生效。羅馬規約的制定代表了國際社會在追究最嚴重國際罪行上的共同承諾。
ICC的司法程序包括檢察官對涉嫌犯罪事件的調查、對指控的提起、預審、審判及上訴等階段。法院由法官、檢察官及登記官組成，法官分為預審分庭、審判分庭及上訴分庭，負責不同審理階段的工作。
儘管ICC受到廣泛的國際支持，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一些大國如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並未加入，若這些國家的公民涉及國際罪行，ICC的管轄權受到限制。此外，ICC在處理某些案件時也曾遭受批評，指其過於集中於非洲國家的案件，導致部分國家質疑其公正性。
截至目前，ICC已審理多起著名案件，如烏干達“神聖抵抗軍”領袖約瑟夫·科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戰爭罪嫌犯托馬斯·盧班加，及科特迪瓦前總統洛朗·巴博等。這些案件的審理進一步鞏固了ICC在國際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但也凸顯出法院在資源、人員及國際合作方面的挑戰。
國際刑事法院的存在和運作仍是一個動態和複雜的領域，隨著全球政治局勢的變化，ICC未來的角色和影響力仍需持續關注。儘管如此，ICC的成立被視為國際法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象徵著國際社會在打擊最嚴重罪行上的共同努力。
歡迎大家進入六度探索的辯論環節！我們從正反兩個角度，對本節目進行辯論，請出我們的辯論高手楚天舒、謝琪琪！
我是楚天舒。
我是謝琪琪。
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等人發出逮捕令是對正義的維護。這不僅是針對以色列，而是對所有違反人權行為的嚴厲譴責。就像歷史上紐倫堡審判一樣，這是一個向世界展示國際法不容侵犯的時刻。正如拉美地區的一位前領袖所說，正義有時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這個逮捕令表明，任何國家和個人都不能逍遙法外，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必須受到懲罰。
哦，楚天舒，你是不是太過浪漫化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影響力？畢竟ICC沒有自己的軍隊來執行逮捕令，只能依賴其他國家的合作，而以色列明確表示拒絕。這讓ICC的行動有點像是用塑料劍去對抗坦克。以色列歷來對這類指控不屑一顧，這也讓人懷疑，這樣的逮捕令除了象徵意義之外，究竟能帶來什麼實質變化？就像在一場足球比賽中裁判吹哨子，而球員直接無視他一樣。
謝琪琪，你可能低估了國際刑事法院的象徵意義。即使不能立刻逮捕，這樣的舉動向國際社會和未來的領導者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違法行為將會被記錄和譴責。這可能會促成國際壓力，迫使更多國家加入對正義的追求。歷史上，《羅馬規約》也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不是嗎？而且，當年米洛舍維奇等戰犯最初也不被認為會被捕，最終卻面臨審判。
楚天舒，我了解你的理想主義，但現實是，當前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並沒有那麼簡單。以色列擁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支持者，尤其是美國，這讓ICC的決定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獨立電影，而非好萊塢大片。當年美國甚至退出過ICC，這不是因為它對國際法的恐懼，而是因為它知道現實中的國際政治是一場談判而非審判。ICC在這種大國博弈中能扮演的角色，恐怕還需要更強的政治支持。
但正是因為這樣，國際刑事法院更需要堅持其立場。國際法治的建立本來就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旅程。ICC的行動可能無法立刻改變現實，但它為未來鋪平了道路。就像奧斯卡·阿里亞斯奪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樣，這些努力可能在短期內看似無效，但它們會激勵更多的人和國家加入到人權和公正的行列中。未來的某一天，我們或許會看到這些努力的成果，這是一場道德和法律的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啊，楚天舒，你總是這麼充滿希望，但有時候現實的殘酷需要我們務實一些。ICC的逮捕令就如同在一場婚禮上送出沒有地址的請柬，大家都知道它存在，但沒有人知道怎麼才會真的到場。國際政治中，利益永遠走在正義之前。當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各國的反應往往不是促進正義，而是保護自己。或許，我們需要尋找其他方法來促進和平與安全，而不僅僅依賴ICC的象徵性姿態。
我是評委何理，我想對兩位精彩的辯論做出評論。在楚天舒與謝琪琪的辯論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前者強調了國際刑事法院（ICC）在維護正義和國際法治方面的象徵意義，而後者則揭示了當前國際政治現實的複雜性和ICC的局限性。
楚天舒提到，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全球對違反人權行為的明確譴責，並借鑒了歷史上紐倫堡審判的意義，這是一種高尚的理想。這種觀點無疑表達了對國際法的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認為即使不能立即執行逮捕，這樣的行動也能激勵未來的國際合作，並促進對人權的追求。然而，這種理想主義在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中顯得過於天真，忽視了權力平衡和國家利益的實際影響。
謝琪琪則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指出ICC在國際政治中的無力感。她用“用塑料劍去對抗坦克”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ICC行動的局限性，強調了以色列的國際影響力和美國的支持讓這一逮捕令淪為象徵。這一觀點提醒我們，儘管法律和正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現實中，國家利益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這使得ICC的努力面臨著重大挑戰。
整體來看，楚天舒的理想主義在當前複雜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似乎缺乏可行性；而謝琪琪的現實主義則提供了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角度，強調了國際關係的實際運作和國際法治推進的艱難。兩位辯手都提供了有價值的觀點，使我們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功能和局限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總結來說，這場辯論不僅展示了國際法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在追求正義的道路上，各國如何在道德與利益之間掙扎。未來，或許我們需要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以促進持久的和平與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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