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經濟熱門節目。在今天的專訪中，經濟學家史鹤凌揭示了中國經濟決策的重大轉變，特別是「提振消費」成為2025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這一變化標誌著過去輕視消費的政策將不再持續，面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挑戰和內需市場的飽和，政府必須重新評估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
史鹤凌指出，過去的政策偏重於投資和出口，而忽視了消費的潛力，然而隨著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和消費者信心不足，經濟學家的警告終於得到了驗證。他強調，提振消費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政府需要透過減稅、增加補貼和改善社會保障等措施來提升消費者的信心。
此外，他形容當前的經濟決策如同坐碰碰車，必須根據市場反饋不斷調整方向，未來的政策應更靈活務實，傾聽消費者需求。數字經濟的崛起也為消費的提升帶來了新機遇，政府應抓住這一契機，促進消費的多樣化與便利化。
總的來說，史鹤凌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幫助理解中國經濟政策的轉變。隨著「提振消費」成為重中之重，我們期待看到一個更加繁榮和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专访：中国经济决策从轻视消费到刺激消费的转变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于2025年伊始宣布扩大“以旧换新”计划以刺激消费，此前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九大经济任务之首。这是否意味着北京转变了多年的“重投资轻消费”理念？北京的刺激政策能否有效拉动消费？为此，《纵深视角》专访了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博士。
北京真正开始重视消费了？
从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至今，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都会提到“提振消费”，但是北京实际上的政策着力点始终围绕着“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认为，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振消费”列为任务之首，显示政策重心开始转移，而这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
史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分析道，中国经济此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资，但是由于关税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出口陷入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骤减，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之路也走到尽头。“经济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熄火，“消费”成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
事实上，消费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存在多年。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8%，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在60%到70%。自新冠疫情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消费降级”的趋势也愈发明显。中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一直提醒中国政府更重视消费，尤其要改变过度投资挤占消费的情况，但始终未获得北京的积极响应。
史鹤凌教授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于消费一直陷在某种误区当中。
他说：“特别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一谈到消费的时候，好像以为就是纯粹的吃喝，纯粹浪费掉。所以他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生产上。”
这种“重生产不重消费”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潮。当时重商主义者认为，生产是产生财富的，而消费是消耗财富的。在当时金本位的年代，他们主张鼓励生产，然后出口产品以换取黄金。这种思潮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受到挑战。《国富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用消费来衡量国民的富裕程度，“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此后，重商主义思潮逐渐退出西方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消费-生产均衡”的追求。但是，重商主义理念却在亚洲获得了继承。昔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以“生产加出口”的方式获得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过，大部分亚洲国家如今都已改变了这种发展理念，而中国却依旧执迷其中。
中国为何长期消费不足？
外界对于北京为何迟迟无法走出对于消费的误区有各种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迷思——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权政府而言，生产比消费更“可控”，也似乎政府比人民更知道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
史鹤凌教授也认可这种看法。 “计划经济的幽灵一直在中国的上空，” 他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你看在美国，真正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比方说IT产业的发展也好，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好，实际上并不是在国家指导之下的发展，而是人自身的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需求和这样的一些供给。”
此外，史鹤凌教授还指出，中国消费不足源自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导致普通家庭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大量储蓄；房地产价格下降进一步打击了中国家庭的消费意愿；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钱确实不多”。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约为48%，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约为80%，欧洲国家平均值在75%到78%左右。
“这里面就涉及到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史教授解释说，“尽管从GDP总量来看，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位。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算的话，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的第一位。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你会发现，财富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中国很少的一部分正好是体制内或者很幸运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大部分人手里的钱很少。”
中国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北京并不愿意“藏富于民”。史鹤凌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想尽办法，防止这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因为真正的中产阶级产生以后，必然会对他们的政治的地位，产生一定的要求。”
北京的刺激政策有效么？
北京将在3月份两会期间公布2025年具体经济路线图。此前，中国国务院于2024年3月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简称“两新”）；2024年7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统筹安排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支持“两新”。2025年1月，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扩大“以旧换新”计划，将更多家用电器列入补贴范围。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在1月8日的吹风会上表示，政府迄今已拨款810亿元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以支持2025年的消费。
中国官方表示，这些政策已“显效发力”。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CPI只上涨了0.2%。《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称，“接近零的CPI升幅数据表明，决策者在重振低迷的消费支出方面仍任重道远”。
除了财政政策，北京也计划动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将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适度宽松”，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后发表声明称，将在2025年“择机降准降息”。
对此，史鹤凌教授认为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目前在中国经济体当中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三倍了，但是这些钱都在银行里“空转”。也就是说，银行系统里面有很多钱，但是贷不出去，因为“老百姓消费能力不足、出口遇到障碍、对中国前景感到悲观”这三大因素导致企业就算贷款成本下降也没有贷款的欲望。而这些在银行中空转的钱甚至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
他说，“如果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这些在银行系统或者经济系统里面的钱，立刻会变成通货膨胀的来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通缩和通胀两头跑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是通缩，但是如果产生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以后变成通胀，这个通胀也会来势汹汹。”
最大风险在于北京的经济决策“像坐碰碰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12月份PPI同比下降2.3%，这已是该数据连续第27个月下降。但是中国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否认通缩的存在，直到突然把刺激消费列为重中之重，大力强调通缩风险。这种政策一夜之间大转弯让外界联想到中国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从三年严密封控到突然放开的失控。
“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有点撞大运的感觉，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可能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来个180度的转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说，“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台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连续性的过程，而是像碰碰车那样，碰到哪是哪。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史教授认为，真正能使中国经济摆脱低迷的方法是建议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减少政府干预，回归“国退民进”的路线，为民营企业提供不可逆转的保障措施，从而增强民企和消费者信心。
他说，“这在经济学里是有办法的，就看政府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了。如果他本身就不是这么想的，自然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歡迎大家進入六度探索的辯論環節！我們從正反兩個角度，對本節目進行辯論，請出我們的辯論高手楚天舒、謝琪琪！
我是楚天舒。
我是謝琪琪。
提振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看看历史上那些消费驱动的经济体，美国、日本，无一不通过鼓励消费实现经济腾飞。中国过去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现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这两条腿显然不够稳固。消费绝不仅仅是买买买，它是一个国家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标志，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政府如果能在减税、社会福利、甚至是数字经济方面大力推进，消费的活力自然会被激发，这才是长远之计。
哎，楚天舒你这话听着好像挺有道理，但事实可不是这么简单。消费刺激不好搞啊，钱袋子掏空了，哪来的信心消费？再说了，指望消费拯救经济，像在大海里找救生圈，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看看1980年代的日本，过度依赖内需的泡沫经济一爆，十年都缓不过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像坐碰碰车，遇到问题就调头，有时不如稳稳坐在驾驶位上，好好规划路线，别一惊一乍地调整政策。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蛋！
謝琪琪，你说得有些道理，但也别忘了，危机总是提供机遇。正是因为过去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才需要通过消费改革来调整。中国有14亿人口，这里蕴藏着的消费潜力是无限的。GDP的构成里，消费占比过低，说明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至于日本，那恰好是个反面教材，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只要政策得当，消费的提升将带来质的飞跃。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只需要再给消费一点阳光，它就能灿烂。
楚天舒啊，消费潜力是有，但你也得看看钱包啊！居民储蓄率高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未来没信心，怕花的钱没法赚回来。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消费不等于经济万能药，堆砌政策补贴只是临时救急，根本问题在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要我说，政府应该先把蛋糕做大再谈分蛋糕。否则，一边让人消费，一边让人担心下岗，这不就是拿着铁锤去修手表么？而且碰碰车式的政策调整，太刺激了，谁受得了天天这么晃悠？
謝琪琪，你提到的储蓄率高的问题，其实正好说明政策调整的重要性。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当民众不再为医疗、教育、养老担忧时，他们才会放开手脚消费。就像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通过大规模社会改革，居民消费力得以释放。中国正需要借鉴这种经验，来解决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所谓碰碰车政策，其实就是在不断实践中寻找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政策制定者勇于探寻新路的表现。没有冒险，何来创新？
楚天舒，虽然听你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觉得你还是太理想化。社会保障的完善是一个长期工程，政府不是魔术师，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而消费提振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让人矛盾了。快马加鞭不是坏事，但如果马车的轮子都没装稳，你再快也只会灰头土脸。听起来是个大工程，但我还是觉得，步步为营的稳健政策更适合当下的中国。也许政策确实需要碰碰车式的灵活，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稳固的基础，才能承受未来的波动。
我是評委何理，我想對兩位精彩的辯論做出評論。楚天舒與謝琪琪在「提振消費是否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話題上的辯論，展現了兩種不同的經濟觀點與思維角度，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楚天舒的觀點強調消費驅動的重要性。他以歷史上美國和日本的成功案例作為支撐，認為消費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這一論點在當今全球經濟環境下確實有其合理性，特別是面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不能再單靠投資與出口。楚天舒提到的「消費的活力自然會被激發」也反映了對政策的信心，認為政府應在減稅和社會福利上加大力度以促進消費。然而，他的觀點也面臨著現實挑戰，消費增長的潛力無法單靠政策推動，還需考慮到居民的實際經濟狀況。
另一方面，謝琪琪針對楚天舒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她指出，消費意願的提升與居民的信心密切相關，而不是僅僅依賴政策的推動。高儲蓄率的現象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也是消費潛力未能釋放的根本原因。她提到的「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保障不足」，正是當前中國在推動消費升級時需要克服的結構性問題。此外，謝琪琪對於「碰碰車政策」的批評，反映了她對政策穩定性的重視，認為不應過於依賴短期刺激，而應制定長遠而穩健的發展計劃。
在整體辯論中，楚天舒和謝琪琪各有千秋。楚天舒的理想主義與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激勵了我們去思考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謝琪琪的現實主義則讓我們警惕過度樂觀可能帶來的風險。當前的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兩位辯手所提出的觀點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總之，這場辯論讓我們意識到，消費的提升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既需要政策的引導，也需要經濟基礎的穩固。政府在推動消費的同時，必須注重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等根本問題，這樣才能真正釋放出消費潛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未來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要有短期的應對措施，也要有長期的發展規劃，以確保中國經濟在變革中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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