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研究院節目。在今天的討論中，我們將深入探討特朗普與普京的可能和解對中國的影響。特朗普在其政府中試圖重建與俄羅斯的關係，以便在與中國的博弈中獲得優勢，然而這一策略面臨著中俄之間日益緊密的關係挑戰。儘管特朗普的“反向基辛格”策略意在孤立中國，但中國卻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做法的失敗。
當普京與習近平之間的聯盟愈發穩固之際，任何美國與俄羅斯的接觸都無法削弱這種關係，反而可能為中國創造更多的戰略空間。此外，俄美和解還可能削弱跨大西洋關係，這正是中國長期以來希望見到的局面。面對這些挑戰，中國不僅在計算如何利用美國的內部分裂，還在積極塑造其國際形象，進一步壯大自身的影響力。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夠達到他所期望的效果？無論是推動貿易協議還是尋求與中國的合作，這一切都充滿著變數。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特朗普與普京潛在和解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基於《外交官》雜誌的分析
我們根據《外交官》雜誌的內容進行整理報導，並且可能加入了我們的信息與分析，完整的原文請看The Diplomat。
《外交官》雜誌分析指出，在特朗普政府中，一個公開承認的原因是試圖重新接觸並重建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就是希望能在與中國的博弈中獲得優勢。這種策略被稱為“反向基辛格”或“反向尼克松”，顯然是基於一種錯誤的假設，即美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重複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舉措，當時華盛頓與北京合作以孤立莫斯科。
這背後的邏輯，如同亨利·基辛格當年聯中制蘇一樣，試圖拉攏俄羅斯，孤立中國。然而，時代已經不同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利用了當時蘇聯與中國之間的尖銳對立，這段歷史被稱為中蘇分裂。自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講以來，兩國關係開始惡化，並在1969年烏蘇里江邊界危機達到高峰。因此，說美國將中國從蘇聯那裡引誘過來是不正確的；尼克松政府只是利用了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日益惡化的關係。
如今，中俄關係牢固，建立在深厚的反美及反西方情緒之上，兩國都渴望維護各自的威權政權，並對民主制度缺乏信任。這種戰略基礎，使得美國難以複製歷史，在中俄之間打入楔子。
《外交官》雜誌認為，即便特朗普政府採取部分“反向基辛格”策略，即修復與俄羅斯的關係，也難以動搖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普京總統或許會尋求更多操作空間，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絕不會冒險嚴重損害與習近平主席的關係。
更有甚者，普京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本身可能就是一個陷阱，這使得普京在2022年和2023年與習近平會面後，對烏克蘭和西方採取強硬行動。他希望藉此展示自己的獨立性。普京在2022年2月訪問北京後兩週便開始了對烏克蘭的戰爭，並在2022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後立即宣布部分動員，增加對使用核武器的威脅。
從戰術層面看，普京可能從與美國的接觸中獲得一些“槓桿”，但這對特朗普來說，僅是短期的收益，而非普京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戰略性舉措。這種情況，反而可能對習近平有利，因為它創造了一種中俄聯盟正在削弱的錯覺。換句話說，中國和俄羅斯可以一起玩這場遊戲，作為一種認知戰，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文章進一步指出，俄美和解可能帶來的另一個意外之喜是，它將削弱跨大西洋關係，這恰恰符合北京對歐洲的長期戰略目標。在中國的視角裡，歐洲往往被視為完全屈從於美國，歐盟的政策受到華盛頓的牽制。因此，中國一直支持法國主導的戰略自主理念，希望減少歐洲與美國的聯繫。
在某些歐洲國家首都，一種觀點正在浮現：考慮到特朗普似乎願意放棄歐洲，並結束跨大西洋聯盟，現在或許是時候軟化歐盟對華政策了。這種觀點的支持者認為，中國與歐盟的和解，將使歐洲在特朗普面前獲得更多籌碼，避免同時與美國和中國開啟“兩條戰線”。
北京樂於看到這樣的局面。即便中國自身政策不變，歐洲的看法可能發生轉變，從挑戰甚至威脅，轉變為穩定力量，這無疑是中國的重大收穫。
最後，《外交官》雜誌的分析認為，特朗普希望通過關注結果，而非和平過程的實質內容，來結束烏克蘭戰爭，這意味著戰爭不太可能以俄羅斯的無可爭議勝利或失敗結束。對普京來說，最終的勝利意味著削弱烏克蘭的國家地位和消滅烏克蘭民族。而特朗普真正推動的是一種混合和平，這正是中國最渴望的局面。這種局面，可以讓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調解人角色，進一步提升其國際影響力。
總而言之，《外交官》雜誌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拉攏俄羅斯來遏制中國的策略，存在諸多局限性。不僅難以動搖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反而可能在無意中為中國帶來更多戰略利益。
美中貿易協議的迷霧：基於《外交事務》雜誌的分析
我們根據《外交事務》雜誌的內容進行整理報導，並且可能加入了我們的信息與分析，完整的原文請看Foreign Affairs。
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深度剖析中，作者指出，特朗普重返橢圓形辦公室後，對華政策展現出一種“分裂螢幕”式的複雜性，讓金融市場、跨國企業和中國領導人感到茫然。一方面，特朗普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了10%的關稅，並威脅進一步提高。這些舉措將在短短兩個月內，使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率提高20個百分點，遠超他第一任期內美中貿易戰期間12%的漲幅。另一方面，他又公開宣揚與習近平主席的良好關係，罕見地發布行政命令，暫緩對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旗下熱門應用TikTok的禁令，並不斷暗示可能與北京達成新的貿易協議。
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讓人不禁猜測：特朗普是否真的有意與中國達成新的貿易協議，甚至從根本上重新考慮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對抗關係？
《外交事務》認為，對於特朗普來說，同時採取平行策略——在加徵關稅的同時，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並非完全不合邏輯。關稅可以產生籌碼，從北京獲得更具吸引力的提議。而習近平方面也向特朗普發出了相對友好的信號，包括非正式地表示願意購買更多美國商品。中國沒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進行全面報復，而是僅對有限的美國商品提高關稅，這也為潛在的協議保留了空間。
從理論上講，一項重大的貿易協議可能使美國和中國都受益。然而，事實是，兩國為降低彼此貿易依賴所做的努力，早在2020年的疫情之前就已存在，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第一階段協議的失敗。只要這種承諾仍然存在，即便達成新的貿易協議，也可能只是表面功夫。
當前，美國和中國都普遍支持“去風險化”，這意味著兩國之間的商業機會將穩步萎縮。
《外交事務》雜誌指出，“去風險化”如今常常被描述為西方的目標，但中國已經有意識地奉行這種戰略超過十年。北京於2015年啟動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其核心重點就是減少中國對外國產品的依賴。在實踐中，該計劃側重於限制中國經濟在半導體、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工程等領域對美國技術和投入的依賴。自2018年至2019年的美中貿易戰以來，中國還將其大部分農產品進口從美國轉移到巴西，以限制其受美國貿易限制的影響，並獎勵一個更友好的國家。
北京為減少對美國投入的依賴所做的努力，部分原因可能是對美國實施更嚴格的出口管制的回應。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收緊了對美國技術出口的管制，最顯著的是切斷了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獲得美國半導體技術的途徑。北京認為，此舉阻礙了華為在全球範圍內主導5G移動網絡的巨大努力，對中國地緣政治抱負的損害甚至超過了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徵收的激進關稅。中國領導人主要通過加大力度開發美國半導體和其他所謂瓶頸技術的國內替代品來應對這一打擊。
第一階段協議為兩國提供了關稅升級的出口。但北京和華盛頓繼續他們的脫鉤努力。實現美國供應鏈多元化是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間最一致的主線之一。共和黨和民主黨可能使用不同的術語——拜登政府側重於“去風險化”，而即將上任的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則談到“戰略脫鉤”——但意圖大致相同。
在特朗普2021年初卸任後，中國和美國對出口管制的使用只會加劇。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對向中國出口先進半導體和人工智能技術實施了一系列廣泛的限制，並在2023年和2024年再次加強了這些控制。從2023年中期開始，北京開始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予以回應，利用其在關鍵礦產領域的主導地位。在逐步了解了關鍵瓶頸後，去年12月，中國禁止向美國買家出口銻、鎵和鍺——這些礦物對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和眾多國防應用至關重要。
這種脫鉤模式因人們越來越擔心人工智能和敏感數據擴散到商業產品中而加劇。就在拜登卸任前不久，今年1月，他的政府利用特朗普時代的一項行政命令來限制進口含有某些收集數據或連接到通信網絡技術的中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同時還有一項類似關注無人機和無人機零部件的規則草案。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行政命令（他在1月上任當天簽署）呼籲商務部長考慮將此類控制擴大到其他產品。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北京一直擔心美國有能力獲取其數據。近年來，中國製定了一些世界上最嚴格的法律法規，限制數據的跨境共享。蘋果和特斯拉等主要的美國科技和科技相關公司在中國運營人工智能系統面臨著越來越具挑戰性的環境。
《外交事務》雜誌的分析指出，一種同樣具有對抗性的、以牙還牙的態勢最近蔓延到生物技術領域，該領域一度被視為美中合作的沃土。1月15日，拜登推出了針對中國的美國生物技術實驗室設備的新出口管制；2月，中國制裁了領先的美國生物技術設備公司Illumina，此前該公司因美國的出口管制而停止向中國公司出售其最高端產品。美國立法者可能會加大力度通過《生物安全法案》，該法案旨在廣泛減少美國生物技術公司對中國公司在藥品成分、基因測序和臨床試驗方面的依賴。
如果特朗普和習近平達成一項新的貿易協議，將會擾亂這種可預測的節奏。為了換取美國關稅的減免以及出口管制方面可能的讓步，北京幾乎肯定需要重新承諾甚至超過第一階段協議中關於購買美國商品的目標。最近，特朗普還表示，他可能會尋求鼓勵中國公司在美國建廠。
理論上講，促進更多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將符合特朗普提振美國製造業的目標。中國汽車供應商似乎渴望在美國進行生產投資。北京也清楚地知道，日本對美國經濟的投資有助於緩解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貿易緊張關係。如果中國公司面臨失去進入美國市場的真正威脅，那麼將一些生產本地化到美國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國在美國投資的政治敏感性已經很高，這為達到日本投資規模的投資設置了很大的障礙。2月21日，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指責受中國政府支持的投資者瞄準美國經濟的“皇冠上的明珠”，並指示財政部更嚴格地限制中國投資，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美國政治領導人已經花費數年時間妖魔化中國投資，導致一些美國地方政府和選民，特別是在紅色州，反對主要的中國項目：例如，在2023年，密歇根州農村地區的選民召回並更換了支持一家中國電池製造商23.6億美元投資的地方官員，特朗普本人也在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批評了這項投資。如果特朗普真的試圖吸引大量的中國製造業投資，他將不得不解釋為什麼這些投資不再構成威脅——以及為什麼中國公司應該感到美國人會歡迎他們。
確保中國承諾購買美國商品——第一階段協議的核心——似乎相對簡單一些，但仍然會帶來挑戰。例如，中國對液化天然氣的需求正在飆升，而美國供應充足；根據上屆特朗普政府期間簽署的合同，未來幾年美國對中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預計將迅速增長。
可以宣布一項關於商用飛機的大型協議。大多數中國航空公司使用波音飛機，但自2017年（中國首次推出自主設計和製造的商用飛機C919的同一年）以來，中國一直沒有新的波音訂單。然而，中國在未來二十年內仍將對飛機有大量未滿足的需求——它可能希望波音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這種需求，而不是將這個相對有吸引力的市場拱手讓給波音公司的歐洲競爭對手空中巴士公司。一項協議更具雄心的重點是醫療產品：美國對中國的醫療出口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增長，2023年達到近150億美元。
但真正履行一項雄心勃勃的協議條款將需要兩國政府做出巨大的政治承諾，以克服“去風險化”的邏輯。北京方面需要直接命令中國的國有企業以及私營公司從美國而非國內或其他外國競爭對手那裡採購，這將扭轉習近平多年來關於自力更生的美德的言論。最終，北京繼續依賴一種青睞投資和出口而非國內消費的增長模式，將會削弱其進口更多美國商品的熱情。
中國可能也沒有2019年那樣的空間和意願來大量購買可能減少其從其他主要貿易夥伴那裡進口的美國商品。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2024年接近創紀錄的1萬億美元——已經與歐洲國家以及印度、南非、土耳其及其亞洲鄰國產生了緊張關係。由於其大宗商品出口，巴西是少數幾個對中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之一，但即便如此，它也開始擔心中國製造商品對其工業基礎構成嚴重威脅。如果中國將大量農產品採購轉回美國，那麼它與巴西的關係可能會變得更加緊張。
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外交政策領域加劇，那麼維持貿易協議的紀律將尤其困難。特朗普任命了諸如國家安全顧問邁克·華爾茲和國務卿馬可·魯比奧等著名的對華鷹派人物加入他的外交政策團隊——以及目前在美國國會占主導地位的強硬反華情緒——意味著美國幾乎肯定會採取中國認為具有挑釁性的戰略行動，例如重申或擴大其對台灣的外交和軍事支持。這些行動將迫使北京採取自己的行動，向其民眾表明它願意挺身對抗特朗普，例如非正式地抵制某些美國商品或品牌。
除了簽署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外，一些市場分析師和特朗普政府官員還提議，一項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可以解決貨幣政策和更廣泛的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此類協議的範本已經以史密森尼協議和廣場協議的形式存在，這是分別由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羅納德·里根總統執行的多邊貨幣協議。在這兩種情況下，美國都利用關稅威脅成功地迫使貿易夥伴——1971年的G-10國家以及1985年的法國、日本、英國和西德——讓他們的貨幣對美元升值，從而暫時幫助減少了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
特朗普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願意揮舞關稅威脅。他的一些新顧問——包括他的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和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提名人斯蒂芬·米蘭——已經提出了創造性的技術來利用關稅威脅來重新平衡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例如每月提高中國商品的關稅，直到北京進一步向美國開放其市場。
但是，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現實將使一項能夠達到史密森尼和廣場協議效果的新協議難以實現。這些早期的安排是與依賴美國安全保護傘的美國盟友達成的，而不是與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達成的。北京的許多政策制定者已經將廣場協議視為導致日本1990年經濟崩潰和隨後幾十年經濟停滯的陷阱。雖然史密森尼和廣場協議確實成功地暫時削弱了美元，但它們並沒有導致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更持久合作。
特朗普很難說服習近平採取能夠有意義地縮小中國貿易順差的巨大政策轉變。這些政策調整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而且會破壞北京的地緣政治戰略，這種戰略越來越依賴於保持中國作為世界出口國的地位，以遏制美國的霸權。正如他在第一階段所做的那樣，習近平可能會同意限制人民幣的進一步貶值，儘管此舉只會限制中國順差的增長。
特朗普越來越依賴美國科技高管來做出政治決策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埃隆·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國有大量的業務：中國佔其汽車銷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並且是該公司推出自動駕駛功能的關鍵。馬斯克既對特朗普有影響力，又有強烈的動機來保持他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他可能會站在務實的一邊。但是，由於特斯拉也受到中國電動汽車崛起的威脅，馬斯克不太可能贊成放寬對主要中國競爭對手的關稅。
即使科技領導人說服特朗普優先考慮為其產品贏得在中國的市場准入，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去風險化”模式幾乎肯定會繼續存在。推動美國和中國減少彼此依賴的潛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必然性仍然存在了十年。習近平沒有表現出任何跡象表明他會改變其對技術自給自足的根本強調，而特朗普1月20日闡明其政府平衡貿易目標的行政命令也呼籲商務部和財政部評估美國是否應擴大其出口管制和對外投資限制。特朗普政府和國會中的關鍵官員可能會推動進一步的技術脫鉤。
但事實上，中國和美國都應該仔細評估“去風險化”在哪些方面走得太遠了。這種方法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成本。它可以加劇美國的通貨膨脹（通過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高效的製造業部門）和中國的通貨緊縮（通過減少海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除非美國採取財政鞏固等配套宏觀經濟政策，否則減少從中國的直接進口無法降低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除非美國與七國集團盟友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生產國更密切地協調，以共同提高中國以外的產量，否則美國也將難以有意義地扭轉其對中國產品的依賴，這些產品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例如關鍵礦產。
儘管中國有創紀錄的貿易順差，但只要北京仍然痴迷於“去風險化”其經濟的供應方面，而不充分關注刺激國內需求，它就只能在減少其對美國關稅、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脆弱性方面取得有限的進展。最重要的是，無論習近平或特朗普說他們多麼想要達成協議，在未來四年內都不太可能對“去風險化”進行實質性的重新考慮。
中國利用美國的社會分裂：基於《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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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雜誌刊文指出，2024年7月28日，紐約市下城，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福雷廣場，他們來自紐約市不同的華人社區，揮舞著美國國旗，高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為亞裔美國人爭取正義”等口號，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著著名的布魯克林大橋走向布魯克林市中心。這場抗議，針對的是南布魯克林擬建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也是對市議員莊蘇珊的支持，此前她在一次抗議中因涉嫌咬傷警察而被捕。
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場抗議活動中，出現了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社區領袖兼權力掮客陳約翰。據《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報導，他與中國共產黨（CCP）及其統戰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統戰部門是中共擴大影響力的重要工具，旨在拉攏朋友，分化敵人。
習近平主席曾將統戰工作稱為實現中國國家利益的“法寶”。它涉及利用官方機構，以及遍布全球的準官方和民間社會團體。這些活動的範圍廣泛，從情報蒐集、跨國鎮壓異議人士，到重塑其他國家政治生態系統的模糊影響行動，尤其側重於影響海外華人社區。
文章指出，在中國間諜和代理人活動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統戰工作不僅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也對多元文化民主社會的公民自由造成侵害。如果統戰行動者積極塑造公民話語和行動，以實現中國政府的目標，這將干擾公民社會的健康運作，扭曲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聲音，並削弱真正的政治代表性。
在遊行隊伍中，許多發言者身穿印有“亞裔美國人公民權利聯盟”（CAACR）標誌的藍色T恤。這個組織由陳約翰於2015年創立，旨在回應對一名華裔美國警察的歧視擔憂。他們列舉了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AAPI）社區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譴責仇恨犯罪的增加、公共安全的惡化、在亞裔為主的地區建設無家可歸者庇護所的“不公平負擔”，以及結束紐約市精英高中標準化考試入學的努力。
這些問題，巧妙地融合了左右兩派的觀點。既有左派常用的身份政治，也有保守派對進步政策的批評。抗議活動中採用的言辭，反映了統戰部門一種相對新穎的策略：激活對華裔身份的威脅感，尤其是在當前政治和社會問題分裂的背景下。
統戰工作長期以來一直針對海外華人，施壓他們充當情報員，或創造對中國的同情和自豪感。現在，統戰行動者也在尋求通過利用當地問題來動員華人社區，這些問題與他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通常涉及種族歧視和政治排斥。
中共積極尋求在海外華人社區和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之間製造分裂，最終目的是增強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忠誠。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在微信上針對美國華人的宣傳，往往比私營賬號更容易放大針對華人和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和暴力主題。強調排斥和對華人在美國的歧視，會激活民族身份，使海外華人更有可能尋求來自同胞的支持。
北京的努力，不僅僅停留在塑造信息環境，還包括在地面上的社區動員。除了CAACR，陳約翰還創立了另一個社區協會，名為BRACE，最初代表布魯克林亞裔社區賦權，後來更名為亞裔美國人社區賦權。自新冠疫情以來，反亞裔仇恨犯罪的增加和對公共安全的擔憂，為這些組織提供了活動的土壤。
在2016年，CAACR曾動員數千人抗議彼得·梁的定罪，這名警察殺死了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陳約翰和其他CAACR領導人認為，司法系統對梁的定罪存在歧視，因為他的白人巡邏夥伴卻未被定罪，並且梁被當作替罪羊。當2018年時任紐約市市長提議對專業高中入學考試進行變更時，CAACR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譴責種族主義並組織了兩次抗議。
文章詳細描述了唐人街和南布魯克林擬建的無家可歸者庇護所引發的抗議活動。一些與統戰有聯繫的社區團體，帶頭反對一家長期存在的唐人街非營利組織“亞裔美國人平等協會”（AAFE），該組織曾與設施運營商談判，希望能包括亞裔無家可歸者並提供中文服務，但並未直接參與項目建設。
福建鄉親會和美國漳州協會等組織，抗議AAFE的辦公室並騷擾員工。美國福建人協會（UFAA）甚至暗示AAFE在房地產和建設合同中有追求利潤的隱秘利益。這些壓力導致AAFE退出談判。
統戰行動者並未掩飾這種動員的群體身份基礎，甚至公開提到其他團體的成功。陳約翰在2024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擴大華人社區的力量是CAACR的使命。只有600萬猶太人能影響美國政府，這是對華人的參考。”
關於統戰的中文著作也譴責海外華人身份的弱化，強調培養對祖國的依戀的重要性。通過身份問題動員華人，有助於加強他們與其他華人的共同認同感，並使他們將中國視為保護者或恩人，同時加深與更廣泛的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差異。
華僑大學的一位中國學者指出，海外華人在當地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的積極參與會使他們看起來不那麼像是在為中國工作，這反而使他們對統戰更有用。
文章引用了林達·孫的案例。孫曾任兩位紐約州州長的助手，最近因涉嫌作為中國間諜被捕。她被指控利用自己的社區信譽和政治地位為北京的利益服務，能夠影響州長的聲明和活動，包括阻止當時的州長安德魯·庫莫與台灣總統會面，並阻止當時的副州長凱西·霍楚在農曆新年演講中提及中國維吾爾族人口的拘留。
統戰行動者在利用社會言辭以獲取影響力方面相當熟練。孫公開談論在美國政治中增加多樣性和代表性。紐約市市長埃里克·亞當斯的密切助手溫妮·格雷科，也被發現與統戰組織有深厚的聯繫。
總之，《外交政策》雜誌的文章警示，中共正利用和操縱社會和政治問題以獲取自身利益。對抗北京干預的強大防線，將是主動修復社會裂痕並解決這些不滿。建立強大的華裔美國人公民社會網絡，以及反映社區多樣性的合法亞裔美國人基層組織，將削弱北京聲稱代表所有華裔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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