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贝《历史的坐标系》

云水 写于2020.04.27

空间中的一个点与它所在坐标系中原点的位置差决定了这个点的坐标值。选择不同的坐标系决定了不同的坐标值,即使是空间中的同一个点。

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此起彼伏,灿若星河。当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尘埃落定,每个人都在文明的车辙轨迹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然而当我们用不同的坐标系去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仍然可以得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这些坐标系可以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可以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的,也可以是基于个人道德的,还可以是基于全人类普世价值的。

如果给你两个人选,他们的个人简历上分别是这样写的:

“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一公升白兰地,而且有吸食鸦片的纪录。”

“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习惯,不吸烟,偶尔喝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现在问你谁更有可能名垂青史,谁更有可能臭名昭彰,你会怎么选?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前者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和二战领袖温斯顿丘吉尔,而后者就是那个导致三千多万人丧生的帝国元首和二战恶魔阿道夫希特勒。

出现这样的偏差是因为他们的简历是从个人道德品质的角度来描述的,而他们最终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形象是由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决定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坐标系,有时平行,有时交叉,得到不同的坐标值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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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国的历史人物同样如此。

高晓松在他的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中曾经有几集讲张学良。在前两期的节目里高晓松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罪人:

羁押国家领袖而图谋逼宫,不战而丢东北华北五省,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赦之大不忠;

三年内挥霍殆尽父亲一生打下的基业,且不思为父报仇,此为大不孝;

把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丢给了日本人,自己挥金如土,而对灾民一毛不拔,此为不仁;

因忠言逆耳而杀死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位父亲生前最倚重的肱骨重臣,此为不义;

不自量力,挑衅苏联欲强行收回北满铁路,造成中东路事件惨败收场,此为不智;

身为当时中国第二号人物而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无一建树,此为不勇;

这两期节目由于政审不过而被禁播,直到一年后因为电视剧《少帅》的热播而得以解禁。然而在解禁后录制的第三期里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一年的重新思考,高晓松竟然给了张学良一个极高的评价:民族英雄!

这样的大转折还有很充足的理由:张学良一生三造统一。

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奉朔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

1936年张学良通电拥蒋, 挥军入关,帮助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再度统一全国局势;

1937年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武装力量在形式上集中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下统一抗战。

张学良在十年内三次在关键时刻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间接地导致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能不谓历史大人物。而这三次发力不管是他雄才大略也好,沽名钓誉也好,或是被人忽悠拐卖也好,客观上形成了当时中国时局的统一,在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价值体系中,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完全说得过去。

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的罪人和民族英雄于一身并不是小说里才有的虚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一段历史。如前所言,只要我们用不同的坐标系去考察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把张学良放到另一种坐标系中去看一下。张学良生于1901年,2001年去世,高寿100岁。然而按照张学良晚年的自述:”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21岁前的人生由父亲安排,36岁后的人生被长期拘禁。1949年被押解台湾,1990年获释后移居美国,终身没有再回到祖国。100年的人生有15年是叱咤风云的,剩下的85年都被他人掌控,平淡无奇,尤其是36岁之后的人生便戛然而止,黯然无光。从他个人一生的坐标系来看,这样的人生确实有些悲凉和无奈。

正如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待历史人物都从不同的坐标原点出发,从而得到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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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坐标系里的函数值还和定义区间有关,在不同的区间内会得到不同的函数值。同样道理,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同人生阶段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

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出生于西汉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从小就勤劳好学,为人谦恭,生活节俭,行为检点,对内侍奉母嫂叔伯,对外广交贤士,名扬天下。做官后依然礼贤下士,清廉简朴,接济百姓,安分谨慎,几乎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

王莽篡汉立新后力图恢复周礼,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教育上扩充太学,扩建学舍;经济上将土地收归国有,分给穷人:还废除人口买卖,改革税制,平抑物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理想的帝王之一,被胡适称为“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佞臣篡位的历史形象。更不幸的是王莽的改革实践失败了,新朝15年短命而亡,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历史地位远低于同为篡位的赵匡胤,每每被与董卓之辈相提并论。

白居易有一首诗写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54岁篡位,从此人生走上另外一条轨迹。如果他在54岁那年死去,那么他就是德配天地、震烁古今的一代贤良,可以和姜尚、周公和管仲等名臣一起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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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54岁的人生却有着堪称完美的历史结局。诸葛亮一生为恢复汉室正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得以拜相封侯,身后名垂青史,成为中国文化中智慧和忠义的化身。诸葛亮六次北伐未果,54岁命陨五丈原,更给后世留下悲壮的的英雄形象。杜甫诗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然而诸葛亮刚刚去世,就有蜀中老臣李邈上书称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有谋反不臣之心。后世也常有如果诸葛亮不死会不会取刘禅而代之的猜想。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內掌朝政,外统兵权,无论威望还是能力要想自立为王已是易如反掌。他唯一需要的是保留刘汉的名分来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

假设诸葛亮能续命二十年,无论他北伐成功统一中原,还是出师不利偏安蜀中,都很难说他会不会废了刘禅自己当皇帝。毕竟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权臣假禅让之名而改朝换代是一再上演的剧目。如果真是这样,传统的儒家史官一定会斟酌笔下的溢美之词,诸葛亮也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了。

王莽和诸葛亮,一个在54岁决心挑战世俗伦理,开创新政而不果,终落得千古骂名;一个在54岁撒手人间,急流勇退,避免了重蹈前人的覆辙而万世流芳。 或许是历史的坐标系给每个人的人生函数框定了区间,一旦超越了这个区间,人生的连续曲线就会发生急转弯。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多次上演,比如1915年之于袁世凯、1940年之于汪精卫和1957年之于毛泽东。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多元视角的历史观,还要有阶段式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些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完整地得到一个有立体感的历史形象,也更有助于自己理顺历史的脉络,并展望历史的今后走向。

要形成这样的历史观,我想这几个关键词是非常有必要留意的:

一、尊重:

在历史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而能够经过大浪淘沙,一路沉淀下来还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人物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必有过人之处,否则一定会像大部分人一样早被冲刷地无影无踪了。

历史人物当年的行为是因,今天我们所处的现状是果,世间一切都是注定的因缘契合。我们每个人今生现状的果都不可能是凭空而来,都可以回溯到古往今来的各个事件的因。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就是对现状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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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

每个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历史人物也是一样。我们总是希望历史人物能做得更好一点,而往往忽略了他们当时的处境。

比如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我们对割地赔款痛心疾首,一度视李鸿章为卖国贼。殊不知以北洋舰队的钢铁炮舰尚不能取胜又如何能苛责一个古稀之年的血肉之躯去争取利益?而李鸿章则以身中一枪的代价换来了少赔一亿两白银的结果,还要身背卖国的历史骂名,已经是鞠躬尽瘁,屈辱之至。我们难道不应该理解李鸿章的历史局限性吗?

一个人如此,一个朝廷也是如此。我们对满清一朝的印象基本也是负面的:专制保守、闭关锁国、愚昧落后和丧权辱国。其实客观地讲满清作为一个从东北亚起家的少数民族能够入主中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尤其是开国的几位皇帝殚精竭虑,异常勤勉,不乏雄才大略的英主。清朝政府对蒙古草原、西域新疆和雪域高原的治理非常成功,超出之前历朝中央政府的眼界和胸怀,具有极高的智慧,也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版图。

晚清比较屈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全球正在经历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大变局,清政府面临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局势和已形成代差的军事压力。比一下另外一个亚洲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下场,我们就该庆幸失去的不算太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光应该理解清朝,甚至应该感谢它。

评价历史人物要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时时抱有同情之理解与包容,才能还原具有人情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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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谨慎:

很多历史事件会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长时间跨度上经常是福祸相依,难辩利弊的。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一下子失去了屏障。而奥斯曼土耳其一举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并开始觊觎欧洲腹地。1453年成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展的分水岭。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大批东罗马帝国的著名学者逃往欧洲,把大量希腊罗马传统文化和知识带到当地,有利地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亚之间的交通和贸易通道,迫使欧洲人奔向巨浪滔天的大西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丢失迫使欧洲基督教文明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变,在大航海中表现出色的西欧各国抓住了这次机遇,成功超越其它各文明而引领世界直至今日。而伊斯兰世界却因沉醉于辉煌而日趋保守,对历史机遇反应迟钝,日渐式微直至一战后分崩离析,坠入谷底。

这个事件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整整五百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演化中。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讲明它的利弊,同样的事件还有辛亥革命、朝鲜战争、冷战结束和英国脱欧,或许还有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

对这些事件的解读,我们应该持有谨慎的态度。对一个超过自己生命长度的事情轻易下结论是不理智的。尤其对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需要缓下结论,最好能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和不置可否,以便让自己的认知保留演化和容错的空间。

四、事实与价值: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三个层次:

事实认定:确认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完全根据史料来认定,比较容易取得较大范围的共识。

逻辑解释:阐释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常常需要推理分析,带有主观因素,取得共识的难度增加。

价值评判:对事件做出价值判断,完全根据个人好恶,结论因人而异,甚至天差地别。

这三个层次需要层层推进,切不可跳过事实认定就做出价值评判,更不应该由个人的价值好恶来选择性地认定事实。

尤其不适宜用价值判断来预测历史的走向。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史应该遵循自然史的边界和演化逻辑。自然界的演化从来不以道德为标准,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想人类历史的演化应该也是不以价值判断为轴线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经常是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打败先进的原因。

五、矛盾:

黑格尔说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本质是关系,关系就是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根源。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也应该抱有多元的和矛盾的视角。任何对一个历史人物一以贯之的单一看法都需要重新考虑和修正,努力做一个思想的矛盾统一体,正如菲兹杰拉德所说:

”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我们处在历史的时空中,常常因为没有选择正确的坐标系而迷失了认知。更常常因为没有一致的坐标系而与人争个面红耳赤,甚至恶语相向,割袍断义。殊不知在不同坐标系里的争论就好像平行空间里的直线,永远不会有交叉点,所以这样的争论是徒劳的,这样的撕裂更是无谓的。唯有回归理性的坐标系中,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

浪淘沙令 青史

青史落埃尘,零乱纷纷。
几朝天子几朝臣。
难辨义忠和谄佞,似假如真。

神鬼一人身,运转时轮。
少年英迈老来昏。
东去大江不复返,功过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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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看懂中國歷史的陰暗殘酷 越是懂得寬容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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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牛了,得花时间仔细读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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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接受中国教育出来的,需要恶补世界史。
其次,需要重新自己补中国历史,重点关注某些历史学者,尤其海外历史学者。
其三,不要过度沉迷历史,任何过长的历史,都是文明更新和前进的包袱
其四,历史对未来也没有镜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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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独特的观点:+1:
若能展开论述会更加棒: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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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情景,我印象很深。

习在故宫招待川普,同步语音可以听到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床铺说“埃及不是更长吗…"
习接着说“我们的没断过…"
往往,读书多,并不意味着读的有价值。读错了,会造成从虚假的历史里提取错误的经验,来应付真问题。

这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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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话:

两个初中生在讨论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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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学界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3700年左右是可以证明的,5000年要算上神话故事,没有考古证据。没有中断过是真的。

有些话说出来,绝大部分人不爱听,放在世界文明史里,3700也好,5000也好,断不断也好。中华文明都是一个后发的边缘文明。如果大家同意云水坐标系的说法,那么就应该同意,既然有坐标系,文明就是可以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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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兄看待歷史的態度,我很贊同、很欣賞。
好話略去,幾個細節有待商榷。吹毛求疵之處請原諒。

1、“张学良在十年内三次在关键时刻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28年東北易幟是因為其父與日本人的合作決裂,必須引寧自保。
1930年通電拥蔣,實質是與試圖蔣南北平分中國。
1936年西安事變,是因為前述目的落空,想要抱蘇聯大腿的投名狀(事實上又落空)。
這三件事,他打的都是自己的算盤。歷史進程也沒有扭轉:
易幟3年後東北淪陷;
1930年蔣挾“北伐”之余威,以中央正朔之姿北定中原本就沒有懸念;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蔣已失去繼續剿共的正當性,西安事變只不過加速了聯共的進程而已。
說他是民族英雄,不過是中共為了掩蓋自己內鬥內行、挟俄自重,找來的一塊遮羞布。
張晚年拒絕回大陸,是他一生做的最正確的一個選擇。

2、“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一下子失去了屏障。…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大批东罗马帝国的著名学者逃往欧洲,把大量希腊罗马传统文化和知识带到当地,有利地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亚之间的交通和贸易通道,迫使欧洲人奔向巨浪滔天的大西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1389年科索沃戰役之後,奧斯曼就已開始在巴爾幹半島建立版圖,並逐漸形成對君士坦丁堡的合圍。所謂東羅馬帝國,幾乎就剩君士坦丁堡一地而已,早已談不上"屏障”,也沒有"大批学者”了。而歷次十字軍東征,才是真正讓大批歐洲人開了眼界,並接触到失傳近千年的文明。
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讓歐洲人口銳減,支撐不起原來的政教體係,思想有了自由的空間。至1450年古騰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開始投入使用,出版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思想與知識的傳播,文藝復興進入全盛時代。
至於大航海出現,與其說是因為奧斯曼的阻斷,不如說是威尼斯人的籠斷。威尼斯在1380年擊敗熱那亞,開始獨占與東方的香料貿易。歐洲各公國必須在威尼斯城的里亞托交易所競拍来自遙遠東方、有幸免於海難海盗、已被阿拉伯人抽過一次税、被王公貴族視為具有驅病化腐之效的香料(特别是丁香)。這樣重要又貴重的物資,不能被卡脖子,最好還能分杯羹。於是,葡萄牙王子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把目光投向大西洋,望向直布羅陀海峽對岸。在他的直接主持和資助下,葡萄牙人開啟了地理大發現。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歐洲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航海活動上,都已經步入快車道。這座城對於當時的西歐歷史進程來講,其實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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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in兄历史知识积淀深厚,多谢指正,受教了: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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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Jisle回复:pray:

文明肯定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比较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和时间段内进行,也就是选择不同的坐标系。

中华文明是不是后发文明要看怎么比较,和谁比?比哪一时期?

不太赞同边缘文明的说法,愿闻其详:+1:

至少從5世紀至16世紀,不是邊緣,不然哥倫布死前也不會执念於他就差一点到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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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云水和旻姐把讨论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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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变化的是世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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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所以我说有三个层次:事实、推论和评价,依次由易到难,也以此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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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都是有当权者记载的,我们现在能够真实的见证并且能够充分思考的也就这几十年,从小平同志到耀邦、紫阳书记,再到泽民、锦涛同志,按照党史记录和贺频先生的明镜报道,再过二个世纪后的历史研究者应该采信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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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in姐好厉害。第二点内容完全同意。但是第一点,云水兄说三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也是事实,如果他三次都做另外选择,那历史也一定是别的样子。后边对他本人的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一生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没回来。回来了,他就是民国政治人物里的,天字第一号“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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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in 姐,纠正下大家

確實有其他可能的演進,但兜兜轉轉,最終大概率還是會回到歷史所演示的路徑上來。畢竟張氏父子終究只是地方軍閥(到了兒子時,地也沒了,有名而無實),不具備撼動大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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