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电”考: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毛泽东的政治交代|历史篇(冯胜平专栏)

“草地密电”考: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毛泽东的政治交代|历史篇(冯胜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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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密电”事件最适用于用逻辑推理来推翻所谓“既成事实”。把人物、地点、事件发生和发展罗列出来,按时间线展开观看,立刻发现在没有实物证据的情况下,所谓“事实”是多么经不起推敲。历史上很多“既成事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9.13事件”和“57年双百与反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当我们真正爱上历史的时候,历史事件本身总是会为你打开“真相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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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 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 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 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 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 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 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 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 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 (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 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 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 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 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 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 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 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 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 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 一不平等条约。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 年 12 月 9 日到 1950 年 2 月 26 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 》, 放 弃 了 1 9 4 5 年 中 苏 条 约 中 攫 取 到 的 一 些 权 益 , 主 要 是 以 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 1952 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 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 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 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 1952 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 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 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 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 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 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 年 1 月 7 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 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 1955 年主动交回 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 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 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 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 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 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 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 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 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 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 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 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 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 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 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 年第 1 期)。 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 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3 册,台北中央日报社 1977 年版,64 页)。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 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 土耳其斯坦(或译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 兵的“东土(东突)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 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 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 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的“第二东突”),则 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 了货币、邮票。

到 1946 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 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 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 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 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 年,“东土民 族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 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改 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 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 1949 年革命使中国保住 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 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 1949 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 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 1949 年。早 在 1946 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 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 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 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 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 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 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 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

所以苏联在 1946 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 土 独 立 建 国 ”,而 是 宁 可 承 认 中 国 对 新 疆 的 主 权 ,要 求“ 民 族 军 ” 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 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 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 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 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 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20 世纪 60 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 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 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 “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 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但 是 减 弱 的 只 是“ 动 机 ”,而 不 是 苏 联 进 行 干 涉 的“ 能 力 ”。

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 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 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 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 伊犁、塔城、阿勒泰 5 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 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这 5 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 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 1949 年以 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 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 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 “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 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 来的解放军第 5 军,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 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 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 籍 ),党 籍 也 是 易 帜 后 才 由 苏 共 转 为 中 共 的( 一 些 人 可 能 还 是“ 双 重 党 籍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 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那是要看 “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直到 1953 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 年第 5 军被撤销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联军官领导中国新 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 苏联背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 在新疆军区任高官。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 可能?

事实上,当 1949-1950 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 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 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 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沈志华:《中苏结 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 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 1953 年 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 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 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 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 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 5 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 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 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 1962 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 区”的势力,仍然存在。如到 1960 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 苏籍干部 1047 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 1962 年该 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 1001 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 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 47%,其中 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李 丹慧:《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3 年 第 3 期)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 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 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 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 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 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 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 1942 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 附中央政府,直到 1962 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 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 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因为 1949 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 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 件:1942 年盛世才回归,1946-1947 年苏联放弃“东土”, 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 1962 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清除。

从历史进程的宏观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百年来,中国的各阶段精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秦晖老师这本书的名字《走出帝制》。从他们这些直接参与领导这个过程的人看来,相互之间都是承接的关系,其中的相互“否定”是在拨乱反正中前进。而不是性质上的否定。这大约也是唐德刚先生历史三峡论的“拔高视角”。

今日之集权断无复辟“帝制”的思路与可能,将只是承接这一历史脉络的延续作为,其中既有他们的理想和现实判断,也有认识局限性的错误。

草民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和富起来”以后能力的“变现”,所有的选择,著书立说也好、媒体发声也好、用脚投票也好,都是影响中国继续转变的分子。

用秦晖老师的话说:前后顺序而已,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