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 | 伯克:国王可成暴君,百姓也可成暴民

文/美国 马雅

作者

【虞说春话】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裔的英国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制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此人值得研究。

他来自爱尔兰,父亲是律师;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出身于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伯克从其父,信奉英国国教;尽管他的母亲和妹妹仍像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是天主教教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时,一个人想当官,或想找个好工作,都得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不但不许上过天主教学校,还得宣誓自己不会改宗换教。听着有点耳熟?不过,这种事儿发生在近三百年前的大英帝国。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1765年,伯克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属于辉格党,即议会里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托里党是对立面。

当时,在议会里辩论对王权限制时,伯克是领军人物。他强烈反对无限制的王权,并强调反对党的必要性。他认为,这些防范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权力的滥用。

1770年,伯克写了《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这篇文章。他认明这“不满”,是起源于托里党内“国王的朋友们”,对政府施加了“秘密的影响”。这些人对政府的情况了若指掌,俗称“宫廷”,即在法定的政府之外,还另有内阁。

他坚称:“一个政党必须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来抵制任何利益的诱惑。”因为“党内的派别,无论好坏,都与政府的操作,不可分割”。

同年,当议会辩论禁止谷物的出口时,伯克赞许自由市场。他说:鼓励或阻碍的措施,都不会影响价格。因为在一般的市场,谷物自有其自然的价格。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把爱尔兰贸易与商业的一些总原则联系起来,比如物资自由流通的好处,比如进行限制和垄断的坏处,比如所谓的“他赢”不必是“我失”。恰恰相反,伯克说,和爱尔兰进行贸易,将造成它对英国货物更大的需求。

伯克所在的选区Bristol,当时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当地的选民敦促他反对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可伯克顶住压力,并申明:倘若因此,我失去了他们的选票,这至少将在英国下院,留下了一份记录——曾经有人,基于自己的判断,敢于不苟同选民的意愿。

此外,伯克还支持取消对天主教徒的刑法。他认为这种重刑,相当于把屠宰当成正义。

他的这些政策,却不合选民的口味。虽然伯克由此赢得了自由主义的响亮名声,但因太激进,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失去了议会的席位。

伯克是英国国教信徒,而他是爱尔兰人。源于这种双重身份,把他放进历史的焦点。尽管他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可他弱势群体的背景和社会关系,使他有了比较宽阔的视角,对弱者同情,对他们的诉求感同身受。这点,通过他对北美十三州税收的态度,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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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

那时,正值北美殖民地与其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尖锐。矛盾的起因,是英王乔治三世及他委任的官员,在北美十三州不断地苛加重税,致使北美人民怨声载道。1773年,波士顿爆发了抗税的斗争。

示威者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整船茶叶倾入海湾,以反抗英国国会1773年颁布的“茶税法”。因为他们坚信,此法侵犯了作为英国臣民“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力。他们在英国国会中并无直接代表,本已被剥夺了公民权;现在反倒被征税。所以,示威者认定“茶税法”是违法的。北美十三州的代表曾为此,召集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向英王请愿,望他能撤销此令,并帮助调解纠纷。

但是,伦敦对北美人民的冤情不予理睬,反而采取强硬的手段,于1774年,英国国会又颁布“强行法案”。对此,北美人民称为“不可容忍法令”,激起了更进一步的反抗。于是,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逐渐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转化。

波士顿茶党暴动(1773)

此刻,伯克对北美人民表示了同情。1774年,在议会里关于取消茶税的动议时,他发表如下演说:

“别骚扰北美人民,就让他们保持原状,要满足于把他们和我们用贸易法联系起来,别加重他们的税收负担。

但是,如果你们无节制地、不明智地、致命性地一意孤行,强用种种狡诈的手腕来治理,你们将复杂和毒化治理本身。如果这最高主权如此不受限制,其后果对当地子民来说不堪忍受,那么,你将迫使他们对你的主权产生疑问。而如果当主权和自由不能协调时,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把主权砸在你的脸上。没人愿意通过争论而沦为奴隶。”

后来,北美的形势恶化,英国政府中有人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跟北美殖民地战或和的抉择中,伯克呼吁和平。他提醒下院,看看北美增长的人口、工业和财富。当时人们认为,因为大多数北美人都是英人的后裔,所以他们会在英国的武力面前屈服。

1775年,伯克警告这种想法的荒谬:“正因为他们是英人的后裔,所以他们不仅爱自由,而且热爱以英国理念为基础的自由。他们是新教徒,所以他们不但赞同自由,而且他们的信念本由此而立。我个人与这些殖民地人民感情亲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姓名,亲近的血缘,相似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平等的维护。这些纽带,虽然轻如空气,却牢固如铁。让殖民地人民永远保持这种信念:他们的民权与你的政府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纵使天下的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们失去对你的忠诚。但是,也应立即明白:你的政府是一码事,而他们的基本人权又是另一码事;二者可同时存在,又可互不关联。现在,出于诸种原因,牢不可破的黏固剂已失去,凝聚力已松弛,一切都趋于土崩瓦解。而只要你还有足够的理智,能保持这个国家是自由的避难所,是我们共同信仰的圣殿,在那里上帝的选民和英国的子孙崇尚自主,那么,北美的人们就会追随你;他们越热爱自由,他们就越对你忠诚。他们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得到奴隶制,这像是野草,会在西班牙,在普鲁士,在任何土壤上生长。但是,除非你丧失了对自己真正利益和天赋尊严的良知,北美人民就不能从别处,而只能从你这里,得到自由。”

伯克不但向国会展示了他的和平协议,还很慎重地举出他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他有序地罗列出他的目标,一一阐明,逐步深入:

首先,他担心英国出兵短暂,可北美人民的反抗却会长久。

其次,他担忧这场冲突前景不明朗:英军或将卷入一场军备,而不是胜利。

第三,他提到损耗问题,指出:如果执行焦土政策,北美将变得满目疮痍,那对英政府也没有益处。北美人民总可以退到山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剩下来的荒地,也没有多少使用的价值。

第四,英国从未有过在殖民地控制动乱的经验,且不说这场战事,还在千里之外。

伯克的这些考量,不但合理,还证明具有前瞻性-即使当时的形势,对北美人民极端不利,他们并未投降;而英国人在北美土地上的这场战争,最终也没有获胜。

华盛顿领导北美人民抗英(1776)

然而,并不是暂短的武力、前景的不确定性、损耗,甚至英军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是伯克认为应当避战的首要原因。其实,他更重视的是北美人民的坚强品格。他说:这种品德,这种对自由至高无上的热爱,使得他们有别于旁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崇尚自由的精神,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强烈。人们敏锐、好奇、灵活,能迅速进攻,能作好防御,并有充沛的资源。

在呼吁和平的同时,伯克祈祷:但愿能避免这场可能导致帝国摧毁的冲突。

因此,伯克提出六项和平解决北美冲突的方案:

1.允许北美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以此解决因为没有代表而引发的关于税收的争执;

2.承认错误,并对因政策失当造成的冤屈,向北美人民道歉;

3.英国政府有效地选派代表,进行和谈;

4.在北美设立一个代表大会,有权管制税收;

5.除非必要,停止硬性地在北美征税;

6.给予北美殖民地所需要的资助。

而即使这些提案被通过,效果如何,无人确知。不幸的是,伯克是在一系列爆炸性的冲突发生前不到一个月,才在议会发表这些演说的。由于这些方案尚未启动,实际上也不可能起到化解冲突的效果。

现实中,英国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方针。从1775年起,英美两军交战;至1776年,美国宣告独立。

北美13州签署《独立宣言》,费城,1776

伯克看来,在北美殖民地,英国政府是与自己的英国兄弟们作战。这是来自德国的国王,雇佣了一帮德国蠢货和英国附庸,为了金钱利益,砍杀了北美殖民地英国人的自由。

对于美国独立,伯克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怎样去期盼这么广大和高贵的一部分领土,从我们帝国中成功地分离出去。但是,我更不希望不义、压迫和愚蠢获胜。”

伯克采取的这种立场,使他不但在政治上非常孤立,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1780年戈登暴动时期,伯克成了攻击的目标,他的住所不得不动用武警来护卫。

然而,历史证明了伯克的远见。由于乔治三世政府愚蠢的政策,使北美人民与英国离心离德;他们不仅没被强权吓倒,反而奋起自卫,最终宣告独立。英王政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美军受降,1781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这次离家更近。自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法国为中心,欧洲的思想界风雷激荡;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终于,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其狂飙迅速席卷全欧,一时间,英王的宝座都不稳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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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民众攻克巴士底狱,1789

那时,许多自由派的辉格党人,对变革的形势看好,甚至也跃跃欲试。

一开始,伯克并没有谴责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8月9日,他写道:英国带着惊讶,注视着法国为自由而战,却不知道是应当责备还是欢呼!确实,几年以来,我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可另有一些事却自相矛盾和稀奇古怪。法国人精神之激越,让人钦佩,可巴黎古老的残暴,也以令人错愕的方式迸发出来。

然而,在1789年10月5-6日,当一群巴黎妇女游行到凡尔赛,把路易十六一家揪出,扭送回巴黎,使得伯克开始反对法国革命。 他说:在那里人类社会瓦解了,一个恶魔的世界由此诞生。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1793

同年11月,伯克在回复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你可以颠覆君主,却不能以此而收复自由。不久,他就说“法国完蛋了”。

当初,伯克带着理解弱势群体的同情,又有对北美局势有切实的了解,于是冒着被打成“英奸”“叛徒”的风险,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北美的民意,不愧自由主义的旗手。

现在,当法国大革命似乎是大势所趋,党内同仁争相比试,生怕误了末班车,伯克却不为所动。他几乎戴着“叛党”的帽子,去与保守的托里党结盟,来对抗法国革命。这次伯克成了反革命的中流砥柱,货真价实的保守份子。

伯克于1790年2月9日的国会的辩论中,第一次公开谴责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向世人表明,他们是最有能耐的废墟建筑师。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摧毁了君主、教会、贵族、法律、财政收入、陆军、海军、商业、艺术和他们的工厂。 而现在,英国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过度模仿法国式的非理性、无原则、违禁、没收、掠夺、凶暴,这是一种血腥的和暴政的民主。 在宗教方面,他们不再是不容忍异说,而是标榜无神论——那种不合人情的邪恶,那种人类尊严和慰藉的死敌。已有相当的一个时期了,无神论在法国形成了一个社会派别,被人认可且名正言顺。”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以便读者读下文时容易理解,为什么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却总要强调英国固有传统和精神。

英王约翰与贵族们谈判

1215年,英王约翰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这是英国封建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之一。

全文共63条。主要内容是限制王权,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以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宪章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王室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承认教会的自由不受侵犯;归还被王室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的官吏不得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同时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

《大宪章》(1285)

后来,封建贵族在和国王的斗争中,曾一再强迫国王重新颁布《大宪章》。英国资产阶级的 “光荣 革命”时,资产阶级赋予《大宪章》以新的意义,用以反对封建专制王权。今天,它仍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也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

威廉登陆英伦,1688

时隔四百多年,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政变。由于这次政变没有发生流血,史家故称之为“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国会。

君主立宪制政体, 即起源于“光荣革命”。 当时,支持国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在废黜国王之后,他们把王位传于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新教徒玛丽和女婿威廉(时任荷兰执政)。威廉带兵进入英国,未发一枪,便使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 威廉三世。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共治

具体到当时的形势,于1790年1月,牧师普利斯在“革命学会”里,作了题为《论对我们国家的热爱》的布道。“革命学会”是为纪念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成立的。

在布道中,普利斯援引了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念。他论述:对英国的热爱,并不意味着对它的信奉,就高于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信奉;或者对它的政府之法律和宪政,有特殊的赞同。相反地,普利斯断言:英国人应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不是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

普利斯声称:“光荣革命”的原则,包括了选择我们的统治者的权力,和当他们失职时便撤销掉他们的权力,以及组成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力。

当伯克读了佩雷斯的布道以后,他立即写下最终成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的草稿。尽管伯克在1790年2月即着手,来驳斥法国大革命和它的英国支持者,但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不断修改和扩充它。同年11月,它终于出版了,马上洛阳纸贵,还翻译成法文。

在既往百年间的英国政治中,“光荣革命”对伯克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反思》里,伯克反对普利斯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反之,他从辉格党的角度,给予“光荣革命”以经典的捍卫。普利斯与伯克的辩论,引发了那个时期的高光时刻:即向英国公众,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国家认同的观念。伯克反对抽象的、形而上的人权概念,鼓吹的是英国的国民传统: “‘光荣革命’的发动,是为了维护我们古老而无可争辩的法律与自由,以及我们古老的宪政。而宪政则是我们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在‘光荣革命’时我们曾期望,而现在我们更希望,宪政精神从我们的先父们的遗产中,能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传承的根茎上,我们得小心,不要嫁接上与原生植物异体的幼芽。而我们最古老的改革就是《大宪章》。从古到今,英国的志士仁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证明这古老的宪章,证明他们不过是对英国更古老而长远的国法的重申。在那叫作‘权力请愿书’的著名法律中,国会议员们对国王说:‘你的子民继承了自由’,声称他们的公民权不是所谓‘人权’那样抽象的原则,而是从他们先父那里继承来的英国人固有的权力。”

伯克说:“我们畏惧上帝,我们仰望国王,我们有对国会的感情,有对司法官的义务,有对神父的敬重,和有对贵族的尊从。为什么?因为这些想法在我们心头是亲切自然的。”

伯克这样对此偏见进行辩护:“因为这些理念,是国家和历史的财富,是高于个人理性的。个人的理性与这些理念相比,十分渺小。”

伯克声称:“偏见,是在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软件,它预先就存在于我们理智与道德稳定的程序中。因此,它不会让一个人在决策、怀疑、困惑和犹豫的关头,徘徊不定。偏见给予人以这种约定俗成的美德。”

(今天看这种偏见,是十足的反动。可且慢,不必苛求古人。且看今天,对当初中苏的反目,对后来中美的言和,美国智库和历届白宫曾有过多少悖论式的评估,且不提国内的什么“粉”和什么“公知”。而伯克的基本观点与预见,至少还得到了时间的验证。)

伯克还批判了社会契约论,他说:“社会里确实存在契约,但这种契约关系,不单单存在于今人之间,还存在于今人与前人,今人与后人之间。”

据说,路易十六在狱中,把《反思》从头到尾译成法文。而伯克的辉格党同志福克斯等人,却不同意他的见解。福克斯认为《反思》的品位不高,思想更倾向于托里党。而在辉格党内,也有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私下里同意伯克的意见,却不愿公开与党的领导分裂。

伯克的《反思》,在社会上则激起一场论战,自由派人士纷纷驳斥伯克的论点。激进的女性思想家、女权主义先驱(玛丽雪莱之母)Mary Wollstonecraft在几个星期之后,即首先发表了《为人权辩护》的文章。美国独立战争时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接着在1791年,也写下《人的权力》。而辉格党的政治家Mackintosh,当时则称《反思》为“反革命宣言”。

1790年,伯克在给法国国会一位议员的信中,号召境外势力对法国革命进行干预,并且对卢梭进行了抨击。他说,大革命的法国,对卢梭制造个人崇拜。尽管伯克承认,卢梭有时显现出对人性可观的洞察力,但他更多的是对卢梭的批评。

卢梭与他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本人既没有心灵上的准则,对他人也没有认知上的教益,他有的只是虚荣心;而且,伯克认为卢梭的心态几乎不正常。

伯克引用卢梭的《忏悔录》为证,指出:他过着一种隐晦粗俗的生活;而世人没有用道德标准,从方方面面去仔细地衡量他,卢梭自己也没表现出任何出众的良行。

伯克将卢梭的普世关怀,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育婴堂作对照,这样评价道:卢梭爱他的同志,而憎恶自己的家人。

这些立场、观点的分歧,导致伯克与辉格党领袖福克斯友情的破裂。他俩曾是多年并肩战斗的同志。在国会辩论中,福克斯赞扬了法国革命的原则,并批评了伯克,譬如关于等级的反动观念。

在回答福克斯的时候,伯克谴责法国的新宪法,以及它的“人权”带来的可怕后果。他坚称:这些理念,无论对英国的还是对美国的宪法来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伯克继续说: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眼下,授人以柄被友人摒弃,都有欠慎重。但如果因我对英国宪政牢固的依从,使我陷入这种困境,出于责任感和工作经验,我都会不顾一切,哪怕用最后的声音,大声疾呼:远远离开法国的宪法!

这时候,福克斯在伯克耳边轻轻低语:“咱俩还是朋友。”

可是伯克这样回应:“遗憾地说,我确实作出巨大牺牲;我尽了我的职责,而失去了朋友。法国的宪法令人作呕,谁沾了它都会中毒。”

由于一些辉格党人不再认同伯克在《反思》里列举出来的原则,反倒去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还批评伯克放弃了辉格党的原则。伯克对此非常沮丧。伯克一来想表示他自己对辉格党真正原则的忠诚,二来也害怕对福克斯及其同道的默许,会让辉格党沦为雅各宾主义的工具。

同时伯克知道,许多辉格党人并不认同福克斯的观点。因此,他想策动他们站出来,谴责法国大革命。伯克写道:他要代表整个的党,宽宏大量,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能兼收并蓄。如此这般,他就能激发这些党员,公开表达他们私下里在熟人之间流露出来的真实感情。

1791年,伯克发表了《新辉格党对老辉格党的呼吁》,其中,他重申了对辉格党现有激进纲领的批评,并且抨击了那些支持此纲领的党人,说他们背离了辉格党的优良传统。

为了证明1688年光荣革命的合法性,伯克在他的《反思》中这样说:“英国原始的契约,是从根本上、不容违背地,建立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是通过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当时,这宪法被契约的一方,英王詹姆士二世,企图并实际上彻底地颠覆了,破坏了;所以,发动‘光荣革命’是完全合法性的。只有在这种极端必要的条件下,为了恢复古老的宪政——它是缔造英国国家的原始契约,也是在未来保存同一个政府的保障。所以,革命是剩下来的唯一手段。”

伯克否认,群众的多数拥有或应当拥有对政策的决定权,并可以随意改变社会。他认为,人民有权力,但也有义务,而这些义务并不是自愿的。他还认为,人们不能推翻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道义。

与此同时,伯克也反对在法国重建君主专制的旧制度,认为它是腐朽的政权。

由于伯克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乔治三世对他予以嘉奖。但伯克因痛失爱子,对此不感兴趣,故婉言谢绝了受封伯爵,而仅仅接受了2500镑的养老金。即便这样很适度的赏赐,也受到辉格党内一些公爵和伯爵之类大佬们的抨击。

伯克在一封公开信里说明:“我受赏是因为有功受禄,而公爵您得的那份却只由于有继承权,那是您的祖先积的德。我的俸禄来自一个温和仁慈的君主,而您的则来自亨利八世”(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伯克还暗示:如果这类革命的理念在英国实现了,对英国的宪法和对公爵本人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只要宪法还俯瞰和护卫着这个国土,即便防洪的堤坝低平,你等公爵们,也没有必要担心法国那些平均主义者,会举着锄头、镐头,杀将过来。”

后来,法国的政府派拿破仑远征意大利获胜,军人势力抬头。当英国政府考虑对法国宣战时,伯克的态度特别坚决:

在法国革命政府的方案中,个人被忽略,国家就是一切。所有相关之物,不过是武力的产物;此后,所有值得信赖之物,又都被用于武力。军事是它的原则,是它的信条,是它的精神,是它首先的动作。国家有统治权,征服是它唯一的目标:统治心灵通过改变信仰,统治身体通过使用武力。”

拿破仑自我加冕,1804

据称,伯克是首位给予“独裁国家”以现代概念的思想家。他视与法国的战争事关意识形态,事关反对它的“武力学说”。他不希望法国被瓜分,因为那样会影响欧洲势力的均衡;而且,战争并非反对法国,而是针对它的革命政府。伯克说:“这个战争,不是法国扩张到别国,成为一个帝国;而是法国的一个教派,旨在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以征服法国作为起点。”

日后,拿破仑的崛起,他的称帝,他的征伐,都一一证明了伯克的远见:卢梭式的民主,瞬间可转为血腥的暴政和军事独裁。虽然,那时伯克已经过世。

拿破仑东征西伐,1805

当福克斯听说伯克生命垂危,他写信给伯克的夫人问询情况。次日,福克斯便得到回复。伯克通过他的妻子,告知福克斯:“虽然这让我心碎,可我必须听从自己发自责任感的凛然心声,断绝我们长期的友谊,而我认为这牺牲是必要的。我的原则始终如一,我相信我活着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我确信我一贯竭力维护的这些原则,对于祖国的福祉和尊严都非常必要。而这些原则,只能通过真诚地信仰共同的理念,来维系加强。”

英国议会

行文至此,多佛的白岩浮现眼前。它历经美国独立,历经法国革命,多少年来风风雨雨。

多佛白岩

细思量,一国安危,或在旦夕。当年英伦惊涛裂岸,而有伯克挺身屹立,一如多佛的白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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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滥权,纽约法庭是否也滥权?拭目以待。

伯克的思想具有穿透力,看看今天的乌克兰和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