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平: 政治走出丛林 军队退出政治(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什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共產黨+市場經濟。中國模式使中國走出貧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什麼是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就是共產黨+憲政民主。 除非革命發生,政權崩潰,它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先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市场经济。尽管这一模式伴随各种弊病----低人权、低道德、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它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与中国模式讨论并行的,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该是共产党+宪政民主。除非革命发生,政权崩溃,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目标就应是消除不公。贫穷和不公,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动荡革命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环。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实现这个梦。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如果说中国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则必须目标明确。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满清权贵的眼睛,搞出一个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内阁。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会挖祖坟,28岁的摄政王载沣断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2. 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

习近平先生,在任何社会中,权威都是个定量,游走于法与人之间。法的权威多了,人的权威就少。反之亦然。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的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

人治还是法治,取决于信仰: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领袖,领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领袖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民国以来中国已有11部宪法,《82宪法》亦是共产党制定的第四部宪法。为什么会有11部?为什么是第四部?值得深思。

从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观念改变,更需要制度建设。符合国情、符合人性的制度,迟早会为人民接受;違反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终会被抛弃。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即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国正在现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邓小平曾想过修改宪法,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胡乔木揣摩上意,也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以后终于没有拿下来,是因为六·四发生,历史转向。枪声一响,由偷变抢,从此理想主义谢幕,现实主义登场。一方面,《宪法》中“四个坚持”对国人提出过高的要求,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宪法》承诺的各项自由长期无法兑现,使天下人失望。难以执行又无法兑现,法理的混乱导致人心的混乱,最终造成党纪代替国法,治国实行双重标准:双规符合党纪,不符合国法;党员不信共产主义违反党纪,却并不违反国法。于是,我们不仅有一国两制,还有了一国两法。

人治社会中,政府告诉人民享有什么权利,凡是政府不允许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会下,人民告诉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人民不允许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在美国,“法无禁止即自由”。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创造了一个官不聊生,人民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但是,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宪法的权威。与其任九个组长,不如定九条法规。再英明的领袖,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规律。历史记住汉莫拉比,不是因为他是国王,是因为他的石碑。汉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类法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同样,拿破仑创造了一个帝国,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习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 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习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个全面腐败、政出多门、信仰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要说民主,能专制就不错了。要治理乱局,当务之急是集权: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军收拾军心,最后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的治国格言,也是他建立军机处的初衷。雍正集权,是为了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你建立国安会,大权独揽,无疑为推行宪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新的独裁创造了条件。宪政还是独裁?在你一念之间。

有人说你是一个“浑人”----為政專得罪巨室,走的都是無理棋。殊不知中国聪明人太多,缺的就是“浑人”。“老人政治”结束,“浑人政治”开始,是中国的希望。只有“浑人”才敢对贪官亮剑;只有“浑人”才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有“浑人”才能实行宪政,还社会一个公平。

辛亥革命以来,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学者向权力下跪的阶梯。每逢新君登场,必伴有他们的鼓噪。杨度的劝进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戴季陶把蒋介石引入专制歧途;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加剧邓小平对他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六·四悲剧。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永远在寻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宝座,再看他坠入地狱,最后树倒猢狲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89年的中国,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权威,但真正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树法律的权,立宪政的威

习近平先生,对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满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泽东,后者希望你成为蒋经国。但是,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台湾民主经验在大陆也未必适用。蒋经国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继而皈依三民主义,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务手段治国,最后以强权结束了蒋家王朝。与蒋经国不同,你即没有太子的身份,也没有特务政治的劣迹,更没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当了习近平,何必再做蒋经国!你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结束三千年的专制,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党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奸商内外勾结,把共产党变成了“地产党”,“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又来路不明,他们最怕“双规”,最恨“共产”。把共产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埋了,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经商“经”成亿万富翁是光荣,从政“从”成亿万富翁则是耻辱。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人数最多、也最富有的党,中共已经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铲除腐败,把公平还给社会,权利还给人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决定》接近常识,两万字的文件,通篇不谈宪政,通篇皆是宪政,没有一处赞美共产主义,也没有一处批判资本主义----仍旧是不争论。《决定》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号准中国的病脉,提出了急待解决的60个问题。自由派人士若有识,应看到《决定》强烈的法制色彩----贯彻落实60条,条条需要立规,处处需要守法,如果这还不是宪政,我不知道什么是宪政。左派人士若不怀偏见,也应看到《决定》向民生的倾斜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若上天假以时日,立规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实现六十条之路,就是中国宪政之路

4. 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据一位美国将军回忆,1974年访问中国,与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尼克松与过会的冲突。中国将军问:“你知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的政治立场吗?”他不解其意。中国将军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师驻在华盛顿特区。”这是一场典型的鸡鸭对话,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将军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师就是8341部队,可以随时用来对付政敌,美国将军则认为这种想法匪夷所思。的确,如“水门事件”显示,美国政治一样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择手段。但他们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不用军队搞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在西方已经走出了丛林,成为文明人之间的游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职责是保卫国家。它不是党卫军,冲锋队,不应用于党争,更不能用来镇压民变。应该尽早立法,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丛林。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

“紧握枪杆子保江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位红二代如是说。在“千秋万代”问题上,相当一批红二代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他们的心结,是中国政治的盲点,也是自秦始皇以来历代中国帝王的梦。这不是智商的问题----几百个帝王不可能都弱智。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断言:“人治不绝,刁民不止”,讲的是人治与刁民的关系。在人治与“千秋万代”之间,似乎也有同样的关系。法治社会下,当国者没有想传位给儿子的;人治社会中,一旦位极人臣,没有不想传给儿子的。这是制度决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可以“千秋万代”,当然不错。真能做得到,华盛顿也会当皇帝。

问题在于“千秋万代”不可能。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凭常识就该懂得,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一個人保養得再好,也不能活兩百歲。然而,人是一种喜欢自我欺骗的动物,危机感强烈时,因生存需要,会保持常识;一旦幸福感强烈,就会求仙问道,幻想千秋万代。

习近平先生,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并一定能保政权。对当国者来说,最危险的,是摄政王载沣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后结束满清统治的,就是兵

5. 恐惧为宪政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先生,宪政讨论的一个误区是,党内腐败集团会反对宪政。在你强势反腐之前,这也许是事实:既然没有代价,贪腐可以肆无忌惮,何必立宪束缚自己?胡温十年,是中国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薄熙来,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仅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 因為只有這樣,憲政才能成為共識。“文革”後彭真與其他老幹部熱衷制定“82 憲法”,保护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6. 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习近平先生,2112年12月你发表讲话,纪念“82 憲法”30 周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宪政讨论。讨论无疾而终,虽无人受到惩处,宪政却成了敏感词。一时间党报、党刊痛批宪政,把它说成是敌对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阴谋。其实,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不分青红皂白批宪政,无异于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骗人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芦笛)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要求手绘钓鱼岛。当然,聪明的自由派会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官员们并不傻,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交之处是“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什么时候党的领袖不再清洗军队领袖(毛泽东整彭德怀、林彪),军队领袖不再逮捕党的领袖(汪东兴、叶剑英逮捕“四人帮”),政府领袖不再在党军领袖之间走钢丝、装孙子(周恩来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间搞“中央政治”),宪政就算上了轨道。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连党和国都分不开,国家都是党的,军队就是国家化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受党领导。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 《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习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强调捍卫宪法尊严,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本该坚持。由于自由派的干扰和保守派的反对,你从正确的立场上后退,终止了宪政讨论。不错,是有人想全盘西化,也有人想借宪政来打倒共产党,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害怕宪政的理由。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无产者,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抱著這種心態,孫中山反對滿清立憲,民運希望中共越爛越好。在中國的權力餐桌上看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完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會有他們的位置,如果沒有,繼續革命,接著再掀。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介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这边蒋介石忙着训政,那边毛泽东依靠工农,联合各民主党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帜,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训”到台湾去了。

赶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平心而论,毛泽东未尝不想结束专制。1946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询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是否能找到跳出这“恶性周期律”的办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读“窑洞对”,似乎已成历史笑话,但我仍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诚。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们不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没有人想过,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8.民主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习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记得曾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大家,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治学》,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贵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僭主是一个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数人的专制。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把民主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亞
理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成為兩千年西方政治學主流。他反對民主,因為他的老師是柏拉圖,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罪名是蠱惑青年。 柏拉圖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去找醫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规则。有规则是君主,没规则就是僭主;有规则是贵族,没规则就是寡头;有规则是共和,没规则就是民主。古典政治學說民主是壞東西,因為它認為民主是一群壞人(暴民)在折騰;現代政治學說民主是好東西,因為它假設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選舉。 其實,好人還是壞人,公民還是暴民,取決於教育,更取決於社會的法治程度。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或許今天已經民主。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離不開日據時代和國民黨接管後的法治建設。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五十年的法治。

9.走出阴谋论思维

习近平先生,《较量无声》、《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之类的影视宣传,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正如中国有亲美派和反美派,美国也有亲共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反共的华盛顿右派集团----前者以利益为主导,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希望改变或遏制中国。这两派中,华尔街金融集团是主流,华盛顿右派集团只是“文物”,其地位有些相似于中国的极左派。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最大的右派基金会,被视为全球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个基金会年度经费只有1.35亿美元,其中只有5%(六百万)用于中国。

来美32年,筆者與華盛頓右派集團有過交往,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是冷战斗士,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还真希望中共稳定,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搞乱中国,海外民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数千亿资金投在中国,美国没有理由希望中国动乱。

釣魚島事件以來,軍方學者屢屢建言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建立先發制人的核戰略。 在《下一個十年》裡,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大談中美爭霸的前景,主張放棄韜光養晦,在國際關係中用中國原則取代美國價值。 堅信中美是“假朋友”,他斷言“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無法避免”。 閻君的言論,頗像一百年前梁啟超給袁世凱的建言:欲圖帝政,需待機“對外一戰而霸”。(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是諂媚之言,亡國之議!中美爭霸是世界的災難。 理想的中美關係,應該是經濟上競爭,軍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協。爭霸是叢林規則,核時代兩個核大國爭霸,是死亡遊戲。這個遊戲有個英文名字 MAD(瘋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獄(雙方確保摧毀)。

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10.结束语

习近平先生,宪政之难,不在别人,在于我们自己。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

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习近平先生,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2014年8月27日于普林斯顿)
注:
加粗字体为书中原文加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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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封信写的特别精彩,力透纸背!

中国人民要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需要普遍的被唤醒。一点儿一点儿的,从世纪初的几百个学者到今天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和海外同胞,他们有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不愿这个民族再一次于“治乱兴衰”的循环中沦陷。

我们每一次对历史的思辨,都是唤醒的一小步,那怕只有自己的家人,也是我们对历史负起责任的贡献。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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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立憲,左右都駡,說明最能取得共識,有可能妥協成功。

立憲,從來都是統治者的事,被統治者無權參與,中國現時代,如果立憲,非共產黨莫屬。否則,還能有誰?

歷史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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