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witter.com/ZhangTaisu/status/1623679177634217986
总结，清代低税收是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对强中央的执着是对清末弱财政以致于对工业投资不足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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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财政税收肯定是要匹配"郡县制"的底层逻辑.
20世纪下半叶对强中央的执着主要是呼应世界大势，必须实施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需要，与此相适应的是适合强中央的一个意识形态模式。清末的税收状况早已被西方势力冲闯的七零八落，与其说对其弱财政的现状有反思，不如说对如何重新回到强大的中央帝国实施了更多的反思，直到今天这个意念还在领导人胸中回响
我知道博主和张泰苏都是历史学的专业学者，但不提出一些不同观点似乎感觉没思考过，就当是外行人的胡言乱语吧。
- 清代低税收怎么解释清代是古代王朝中版图较大的事实？
- 清朝有没有沿用历代对盐业的垄断控制，这种垄断是否归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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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康熙帝定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規矩，再到雍正帝將其調整爲“攤丁入畝”的政策之後，朝廷在農業領域的稅收，從人口轉向了土地。因此，開疆拓土，對於朝廷來説是切實的財源。
從民衆這個層面來説，一塊土地的稅賦成了定額，跟人口多少沒關係了，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消失了。另一方面，當時正是水稻種植逐漸推廣之際，而水稻是一種高人力投入、高產出（單位面積上，提供的熱量值數倍於小麥）的作物，這給人口增加提供了誘因。兩廂叠加，中國人口開始了爆炸式增長的一百年。在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稅賦卻固定不動，在外界看來，自然有種低賦稅的效果。
另外，滿族人作爲異族，對關内地區始終有種疏離感（不然咸豐帝也不會往熱河跑），他們甚至還采取了某種隔離制度，把滿漢區隔開來，形成國中之國。滿族的統治基礎就是居於滿城的八旗兵。對他們來説，武力至高無上，而稅賦作爲治理國家的手段，其重要性並沒有後世者認爲的那麽高。
我覺得上述兩點，是除了明朝覆滅教訓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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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清朝税收较低的基础之一，是满蒙同盟的基本国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威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而满清的同盟政策，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北方的严重军事威胁。而且蒙古铁骑也成为了清朝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这个就很妙了，蒙古骑兵不用耗费中央的财政，同时又通过蒙古的武装力量稳定了新疆和西藏的局势。这种战略思维至今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打个比方，假如一旦俄罗斯全面加入中国经济体系，真心与中国同盟，全面依靠中国了（当然只是假设性的），那么整个亚洲轴心的局势就全面倒向中国，而中国可以通过俄国的军事力量控制中亚和北部中东地区局势，同时威胁东欧洲。中国就可以做到不费任何军费就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局势。这当然是个假设性的畅想，只是用这个假设来说明满蒙同盟的重要性。还有个更好的实际例子就是美欧同盟与美日同盟，用别人的军费来巩固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第二，满清反思了明朝财政的滥用问题，简化了庞大的行政系统和宫廷系统。比方说，相比于明朝时期动辄上十万的太监系统，清朝的太监规模就非常小。最高的乾隆时期也就2866人。后来的光绪年间只有1989人。清朝的行政管理机构也相对精简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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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有疑问，清代前期经历过不少的战争，至少比明朝多。
1673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
1681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战）
1685年-1688年（雅克萨之战）
1717年-1720年（安定西藏之乱）
1723年-1724年（平定青海之战）
1690年-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历经三代皇帝
1758年-1759年（平定新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
1788年-1792年（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
问题自然是，低税收如何能维持长期战争？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网上找到一份研究论文，申学锋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链接为：《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其中提到清代税收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种经常性税目
如果只看田赋，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田赋基本维持均衡的水平。
但盐课和关税完全是另外的情况，盐课和关税占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综上所述，如果只看田赋，清朝的确是低税收的典范。加入盐课和关税后，整体税收是增加的。
应该说盐课和关税是清朝频繁战争的财政基础，但他最终仍要老百姓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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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該書作者的十二條推文，如果沒弄錯，他指的低稅收僅是指農業方面的。而您列出的數據，也證實了在攤丁入畝之後，田賦就成了定額。
我也觉得书的作者张泰苏指的低税收仅指田赋税，但实际上其他的税也需百姓承担。一方面，中国的盐税和西方不同，第二方面，中国史学家对清朝的税收认定是一致的。
他把低稅收視爲清廷反思明朝滅亡而確立的一種意識形態，對此我有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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