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郭德纲与沈腾是21世纪初中国特殊政治历史环境所催生的，具有代表性的两位艺术家。就像冰山上的雪莲和戈壁滩上的清泉，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一批文化艺术工作者为艰难跋涉中的现代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动力和希望，这就是21世纪中国同样不可或缺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欧洲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在文学，绘画以及其它艺术创作领域推动和塑造出一批文化巨匠，如司汤达，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以及他们的不朽之作。在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或许可追溯至更早的《红楼梦》《水浒传》《聊斋》甚至《三言二拍》等文学文化作品诞生的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放异彩，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进入一个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时代，即使在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备受冷落的时期，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仍然在顽强地工作，不肯沉沦下去。
21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渗透和介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执政党中央竟然设置专职意识形态和文化管制的最高官员。倘若关汉卿先生活在今天，真不知道他会以什么罪名，什么方式成为他自己笔下的窦娥，身首异处，血溅白绫？
然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化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是其本质特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化所面对的是社会大众，想人们所想，说人们所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具有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呈现出无比的文化张力和精神魅力。譬如郭德纲先生的相声，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宋元时代，民间已有说唱话本流传。记忆中，农村集市也常有连说带唱的山东快书《武二郎》。这种既不需要灯光，更不要乐队和道具的民间草根艺术，比动辄国家财政数百万，上千万投资的“春晚”，更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哪怕雍正皇帝不喜欢，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压制和禁止民间说唱艺人的案例发生。
提到“春晚”，不能不多说几句。春晚是中国艺术家展现艺术魅力的舞台，也是数亿观众每年期待和参与的盛会，更是无数编导和制作人员辛勤工作的成果。不带偏见，实事求是地说，正是因为春晚，人们认识了宋祖英，彭丽媛和阎维文等最优秀的歌唱家；正是因为春晚，人们为陈佩斯和朱时茂的表演所倾倒；正是因为春晚，人们得以欣赏沈腾及其团队短，平，快的，精彩的小品节目表演。
沈腾及其团队的创作，认真，细致，切合社会和公众共同关心的主题，以艺术形式和艺术的语言揭露社会和人际间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是赢得观众认可和赞扬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沈腾及其作品中隐约可见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管制中得以生存，并有所发展，有所创造，绝非易事。这是摆在所有中国艺术家面前的共同议题，也是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