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父亲和他的房子
爷爷奶奶他们结婚早,但是很不幸,父亲前边的三个孩子全都夭折了。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受到了特别的宠爱。据奶奶讲,父亲从生到死,从来没有挨过爷爷的训斥,更不用说打了。
父亲7岁进私塾,12岁考入著名的山东省第二中学—寿光寒桥中学。初中毕业那一年,作为班级前三名的父亲就升学问题回家征求爷爷的意见,家道中落的爷爷答复很简单“考什么学我不管,别再问我要钱就行了”,一句话决定了爸爸的命运。
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临走时去看奶奶,说起父亲考学的事,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奶奶依然对爷爷当年的决定不能释怀。
如果当时爷爷能有钱供父亲读高中,父亲就不会读中专,就不会到生产一线去做技术员,也就不会因为文笔好去做秘书和青岛日报社记者,就不会有后来的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回老家劳动改造,也就没有了后来一次次的上访和…
等到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看着和自己一样绝顶聪明的两个儿子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资格,看着自己奋斗了两个冬天的盖房计划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剩下,不到10平米的草房如何容得下未来的六个大人?
我想象得出展现在父亲面前的世界是多么的黑暗!
他就这样走了,留下同样36岁的母亲和四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
如果他能知道四个月以后中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他能知道一年以后他的领导会亲自来给他平反
如果他能知道二十年以后他的四个孩子都能读大学
如果他能知道二十五年以后他的二儿子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不仅有了130多平米的房子,还有了让大多数同龄人羡慕的车子,
如果…
可惜他已经走了。
父亲被发配回老家劳动改造是1970年,只有6岁的我已经记不清他回家的样子了,更不知道父亲回家的原因。唯一的印象只是觉得家里突然多了个大人让我很不自在(身高一米八0体重70公斤的父亲在我眼里简直是庞然大物)。当时全家人只有母亲一个人很高兴。
为了让父亲安心革命,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已经于68年带着哥哥和我回到了老家,住在了我们家的西厢房里。
我读大二时,为了奶奶抚恤金的事去过父亲的单位,临走前,母亲和我说了一晚上的话,我才知道了父亲回家前的故事。
那晚上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明白,带着你和哥哥提前回家是没有办法的事。说完,就两眼直直的望着前面,半天没有动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青岛的造反派都分为两个组织,一派叫东方红,一派叫红旗,父亲的单位也一样。后来因为红旗在青岛市那场著名的武斗中处了下风,所以被贬为“保皇派”。父亲很不幸的属于红旗,又因为文笔好,是单位里他们那一派的笔杆子,被打倒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他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了争取入党已经写大字报和最疼爱自己的父亲都划清了界限、为了全心全意保卫毛主席已经把自己带着一个4岁一个2岁的孩子的妻子都打发回了老家的自己怎么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往事不堪回首,但生活还要继续。
从来就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的父亲在回到老家后,决心从头开始。
父亲开始一声不吭地埋头劳动,挖机井、修大寨田,回到家里就埋头睡觉。几年下来心情和身体都好了很多,相信如果没有妹妹、弟弟的出生以及我和哥哥上不了学的事,我们家会平安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那时候中国不讲计划生育,正处在壮年时期的父母再生几个孩子也很平常。
妹妹在72年出生,并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让我和哥哥嫉妒的要命。
但是,很不幸,母亲在74年又生了弟弟。
辛苦劳动一天的父亲回到家里,看着他的四个不断长大却只能挤在一张床上的孩子,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于是有了第一次上访。父亲也又一次被单位的吉普车押解回家并被村里的革命群众大会批斗。在震耳的口号声里,无法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父亲产生了盖房子的念头。
父亲把这一次的遭遇都归结为弟弟出生造成的焦虑让自己失去了耐心。如果盖一间大房子,问题就解决了。
沂蒙山区绵延起伏的丘陵一直延伸到老家的村子东南500米的地方,那座高度不到100米的叫做太平岭的山岭除了稀稀拉拉的酸枣树外就是裸露的石头。只要有力气,任何人都可以用铁钎和大锤把大块的岩石从山体上凿下来,然后再花时间把大小不一的石头修成条状,如果没有多余的钱而有的是力气,就可以多准备这样的石头,盖房子时用石头一直砌到屋檐。
那个年代,对每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盖房子都是最大的工程,这时,他们可以不用上工,更不用参加如修大寨田、水库等义务劳动。但父亲、爷爷他们这一类人除外,除了被村里的赤脚医生确认为生病之外,他们没有在正常的劳动时间从事如盖房子一类提高生活水平工作的权利。
于是,每个月光姣好的晚上,寂静的太平岭上就多了三个忙碌的人影。他们是父亲、爷爷和二叔。
明媚的月光、沉默的山岭和对有了房子后美好生活的遐想,让父亲变得生机勃勃。哥哥和我也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进屋之前先观察一下家里的天气是多云还是阴,有时甚至还可以和一向对我们不苟言笑的父亲开开玩笑,母亲说那是我们家多年以来最欢乐的一段日子。
1975年的秋天,盖房子的石头准备齐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弄大约20根木头做檩条,一些高粱秸和麦秸做顶棚。这些都在我家那些觉悟不是很高的亲戚的帮助下解决了。
如果不是造化弄人,我家的房子或许在76年的春天就盖好了,父亲的命运就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可惜的是,老家村里有一个曾经是公安出身的支部书记。
或许现在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那时人们的思想,但是,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村支书发动了一场针对反革命分子竟然要盖房子的群众运动!
事情的结局就是:父亲他们辛苦了两年总算备齐了的东西全部充公了!客观上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好形势的爷爷和父亲被挂上了牌子游街。
那一天,母亲没有像平常一样叫我和哥哥起来上学,而是把我们锁在了家里,自己抱着弟弟去了大姨家。
当天晚上,父亲带上了家里仅有的2元钱又一次去了青岛,此时离1976年的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结局我们可以想得到。
过了春节,我和哥哥就不再去学校了,尽管我们从来都是自己所在班级的第一名。我还被一些人起了绰号“小聪明”。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精神有点失控的父亲的一张大字报让充满了警惕的支书再一次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父亲被反绑在村支部办公室前的一棵大树上,整整一天一夜。
当母亲又一次把父亲领回家来时,我相信后来的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十天以后,母亲从解放军潍坊89医院领回了父亲的遗体,据说是被火车从坊子铁桥上撞到桥下导致死亡的,他们尽力了,但没能救活他,医生们说。
坊子铁桥位于我们老家和青岛之间,离老家40公里。
父亲没有钱,他一定是想徒步去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