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經常討論到民主，藉題發挥一下，請各位批評。
有一定年紀的中國人都關心政治，隨隨便便就能説个一二三，這是言論自由。可是如果要認真討論政治，還是需要對基本概念有基本認識，基本概念錯誤的思維，就像基礎不牢的地基上造房子，非常危險。而基本概念有不同理解者之間的討論，無非是雞同鴨講，毫無成效。
可是政治中一些大詞，因為重要、基本，大家的理解經常不同，因此討論之前必須厘清。比如道德，公平，正義，穆斯林和基督徒有不同的定義，公平有起點的公平与結果的公平，正義有同態復仇的正義和生命至上的正義。因為這些概念的主觀性，這裡的雙方有難説有對錯之分，道不同衹能不相為謀，指責對方是錯誤、邪惡的，思維方式上是簡單化的表現；J把自己對概念的定義 ，自封為普世價值，則是粗暴的。
民主和集權，太多的被人當成天使和惡魔的比較，拜登就以為憑此就佔領了道德高地。可是，民主制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產生的？祂不是在古希臘產生的，而是在古羅馬的集權制出現后產生明確的，有了對立面的比較才能明確概念。他們確實是對立的兩者，代表公民統治（不是全體老百姓）和精英統治兩種方式。以歷史發展看，羅馬的集權（共和）制，無論在延續時間還是影響力、社會發展推動力，都是優於相對方希臘民主制的。
回到現實，美國是民主制嗎？我覺得，美國與其説是民主制，更多的像集權制。所謂的歐豬五国，才是民主制度的典型代表，公民推動著每一任政府，向福利社會前進，這就是公民統治的實質，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剝奪，極端表現就是投票處死蘇格拉底的制度。美國從來不是由多數人決定的，从費城開始就是少數精英決定國家命運，老百姓們以為一人一票是完全自由的選擇，可是選票上的兩個候選人就是少數精英黑箱決定的，九位大法官的產生与人民毫不相干，美聯儲与人民相距甚遠，真正从底層奮鬥到國會議員的寥寥無幾，且往往在路途中已成為精英，即使貴為總統，權力巨大，仍然被精英們處處掣肘（見奧巴馬回憶錄，川普對華盛頓泥沼的揭露）。不是説多數人，或者民意從未決定國家大事，孤立主義、加入二戰、退出越戰，都是反映出民意的力量，可是更多的時候，國家機器的運轉，決定力量就是少數精英階層，這也是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決定的，無可厚非；倒是反過來，讓多數人決定所有的國家大事（技術上沒有困難，有的歐洲國家就有這種傾向），由於利益考量，容易形成無法妥協的各個對立面，目前歐洲美國的左右極化局面，与多數人決定這種贏家通吃制度脫不了干係。
馮勝平先生作為專業學者，正確的指出，美國從來不是典型的民主制國家，國父們建國時最大的防範是民主，一直到林肯，現代的羅斯福、裡根，凡是歷史上被美國人稱為偉大的，實際上全部都是集權的擁護者，民主典範衹是華人精英的美好而虛幻的想像。
當然，現代的所謂集權制，也並非完全是精英的一統天下，也要聽取、吸收民意，聽取民意的精英才是好的統治者；同樣，所謂的民主制，歐洲的福利國家，也有精英代表，也有集權的一面。沒有民主的集權制，和沒有集權的民主制，在現實世界並不存在，衹是存在于理論假設中，把假設當成現實是不對的。看問題，小朋友才非黑即白，煽動者們才刻意割裂，他們用兩者的對立，鼓動支持者，挑動分裂，對於這種政治操縱，要有清醒的認識，而不是被這種大詞忽悠了。
至於被一些人奉為至寶的“一人一票”，更不具備天然高大上。希特勒上臺，普京，伊朗，太多的一人一票沒有選出真正的人民代表，延安時期開始的“數豆子”發展至今並沒有成為民主典範。事實上，如果在完全自然狀態下的一人一票，自由選擇，讓一盤散沙選拔領導人，更大的概率是選出煽動者和陰謀家，這個問題列寧在一百多年前就發現了，“鐵的紀律形成的組織”一定是最後的獲胜者，這就是布什維克（少數派）戰勝孟什維克（多數派）的原因。民主，一人一票，不是天然正確，不能質疑的。甚至，選舉制度本身的存在基礎就是共識，當社會相當比例的人質疑這個制度時（如2020年的美國），這個制度离瓦解已經不遠了，合法性岌岌可危，必須修補才能繼續生存，更談不上擔當人類希望的重任。
至於普世價值，顧名思義，就應該在全人類討論的前提下才能出現，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談普世價值，更多的是美好的願望和追求，當成現實衡量標準，簡直是活在夢幻中，讓人何不食肉糜。在當代世界，如果以一己之私，用自封的普世價值強加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就是虛偽、粗暴了。當然，人類、活著、自由、民主，都是可以被認為是普世的，是可以被世界認可的，但是在人類共同向前發展的道路上，普世價值的實現時間有先後，甚至途徑有區別，而走在前面的指責後面的“背離”普世價值，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以上帝視角俯視世界，則是粗暴的。
人權，也常常是西方指責別國的理由。合理的一面是，西方的物質文明確實提供了更多的人權保障，倡導人權（即使有時候自己不怎麼樣）終歸是好事。不合理的一面是，批評者實際提供的人權与他們的能力，其比例往往甚至不如他們批評的對象，尤其是美國六十年前黑白不能同校，美國至今男女不能同工同酬，這遠遠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了美國在國家層面，在政治高層（國會），在法律頂層（最高法院），種族、性別的平等，並沒有成為國家意志，國家共識，与美國國家層面倡導人權相比，不那麼實在。當然，沒做到最好並不是沒有批判別國的權利，美國完全有權評判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問題是，一些華人精英們就此把美國當成人權山巔、燈塔，就顯得幼稚可笑了。
又比如兩黨制，三十年前，我可以用一套套理論證明，兩黨制不但比一黨制好，也比多黨制好，還可以拿出多國的情況證明。衹是，美國的現實政治，教育了我們，美國的兩黨制已經完全淪落為兩黨的政治鬥爭，兩黨的權力之爭，除了對付中國以外，兩黨無法一致行動，國家運行遲鈍，社會管理效能低下。兩黨制下的美國，國會代表人民利益太少，代表黨派利益太多，代表利益集團太多，代表議員個人利益太多，如果説政治陰暗齷齪是常態，那麼低效就是落後的表現了。如今，華人精英如果仍然把兩黨制奉為圭臬，就是幼稚了。
其實，西方的政治學者，很少簡單的僅僅用這些大詞，就把複雜的國家形態，政治體制，作出優劣的劃分。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歷史上是東方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時，社會中的一種極端化反應，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其後中國的全盤西化思潮，都是這種激進主義的表現。在皇權時代的日本、中國，這種認識是先進思想的代表，延續幾十年，在文革結束后，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喇叭褲、長頭髮、鄧麗君風靡的大學校園，在西方崇拜的氛圍中，如同追星族的知識群體，不加消化的吞下所有他們認為的西方的東西。這個過程中，不免把西方的意識形態宣傳，錯誤的當做他們的現實；把他們心中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大詞組成的理論；把先進但遠非完美的西方，當做理想国人間天堂；隨著國門打開，偶像被打碎，不過一些人至今還停留在老地方。
中國的社會變革，經過八十年代的思想準備（解放思想），到九十年代（93年）大規模的展開。悲劇的是，哪個時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子，因為六四成為流亡者，整體失去了一個時代。由於身份的改變，政治的失意（像王軍濤完全可能是政治局的人選），去國的悲憤，加上資訊的複雜，這些最優秀的人，終於失去對祖國的感受力，雖然作為頂級愛國者，他們不會承認這一點，可對於我們這些在這塊土地上生存六七十年，同樣具有理想主義信念，一直作為思想同志者看來，最優秀的他們確實与中國現實脫節了，他們与中國的感受連同思想一起停留在八十年代。他們被傷害的太深，無法从那個年代擺脱出來。
在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十年前，中國文人多數是全盤西化的擁護者鼓吹者，認為民主、自由、人權天然正確，毋庸置疑。更嚴重的是，把他們想像中的西方，他們想像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制度，當成西方的現實，失去思想的思辨力。由於失去判斷力和現實感，進而成為既脫離東方，也未立足西方，懸浮于半空的無根之木。
是川普讓許多人警醒，讓人發現民主的糾錯機制並不那麼完美，民主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發展的地方（當然，美國的制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但不是完美無缺的）。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歷史、現實，很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發展道路。歷史總是在前進的，大部分國家都在進步，往後走向滅亡的國家目前看不到，中國三十年的進步是現實，不能把進步看成倒退，不能為了堅持自己的政治正確不承認現實。遺憾的是，那些去國的精英們，有一些就成為拒不承認現實者，他們像所有心靈受到重創的受害人一樣，永遠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他們一些人成為川普的擁護者，單相思的以為川普這個強人能滅共，為此願意放棄道德觀、現實感，他們从民主的領路人變成政治強人的追隨者。每每想到這裡，總是讓人痛惜不已，無法用語言表達，卻不忍心指責他們。
中國的一百年，从德先生賽先生起，知識份子就是崇洋媚外的群體，畢竟西方就是先進的代表。可是，一百年后，我們在更瞭解西方，在學習了許多西方的東西后（當代中國是世界上學習美國最好的學生，許多法律、制度都以美國為藍本，例如網上一搜就知道證券市場制度基本完全照抄美國），也需要有全面的思考，就像中國模仿西方技術到如今也需要自己探索。在這個時代，更需要獨立思考，在學習中發展提高，如果仍然把民主、自由、人權簡單化、神聖化，意識形態化，就是認識停留在一百年前。
人類走出非洲幾萬年，通過各種各樣的發展道路，形成現在的國家形態。或許，人類最終會走向大同，殊途同歸，可美國是否就是眾望所歸天選之國，在盡頭前無法確定。即使美國走的道路最平坦寬廣，也未必適合所有人，仍然應該允許不同的路線、想法，這也是民主和自由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