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三任的目標是體制不是臺灣
二十大以來，關於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其主要目標是什麼，一直是議論熱點。似乎最能得到左右共識的觀點，是大陸統一臺灣，無論是採用和平還是武力手段，以至於習近平訪美主動對此作出澄清，沒有攻打臺灣的時間表和計劃。可是，習近平的澄清並沒有結束此話題，人們仍然把台海問題作為習三任的主要目標，甚至是第一要務，台海的戰爭可能性討論，从輿論界蔓延到資本市場，一定程度上也是資本逃離中國股市的重要原因。
統一中國，無疑是中共領導人的重要目標，是可望可及的政績，每一任領導人都明白這一點。那麼，為什麼過去歷任領導人不去摘這個顯而易見的果實？
如果説七十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大陸缺乏武力攻臺的實力（甚至無力攻打金門馬祖），至少在近十年，大陸有了這個能力；至少在五十年前，大陸具備攻打金門馬祖的能力。如果説，統一中國的大業是那麼的至高無上，那麼，七十年前，大陸就有凭武力威嚇收復香港的能力，為什麼毛澤東放棄這個政績？甚至鄧小平，也衹是在九龍租約到期時，不敢冒“賣國”風險延續租約，不得不“收回”香港？
祇有一個原因，有比“統一大業”更大的業績。
五十年代，不攻佔金門馬祖，是為了保持大陸臺灣的骨肉相連。不“收回”香港，是為了保持被封鎖的大陸有一個和西方國家聯繫的窗口。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眼裡，這比統一大業更重要。
現在有沒有比統一大業更重要的事呢？我覺得仍然有。
中共歷史上，中國歷史上，毛澤東無疑是千古一帝，他也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主要功績，據說他自己總結為兩個：打敗蔣介石，文化大革命。前者比較容易理解，而把後者作為主要功績則值得思考。
文革的意義問題，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免不了權力鬥爭的解讀。過去的框架是“十次路線鬥爭”説，現在的主流觀點是搞掉二號人物。然而，權力鬥爭説的最大缺陷，在於無法邏輯自洽的解讀，為什麼十次路線鬥爭，毛澤東偏偏把第九次作為人生最大功績？也很難讓人理解，為什麼權力鬥爭勝利了（劉少奇倒臺），文革依然不結束？高、劉、林、周、鄧的相繼失勢，僅僅用無法容納二號人物解讀是否過於簡單？
毛澤東自己，顯然不是那麼看的。雖然考慮到當事人免不了掩飾本能，在歷史迷霧中的作者，也覺得毛澤東強調文革的意義，在發起文革的初衷上，有了更多的思考。
1945年，毛澤東与黃炎培的“窯洞對”，在2021年被習近平重新提起，似乎不是偶然。當年，毛澤東認為，共產黨能夠擺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律，是共產黨有了民主制度，有“人民監督政府”的制度，可以打破週期律。
許多人解讀“窯洞對”，是从反面理解，口是心非，臺下臺上屁股決定腦袋，總之，毛澤東放棄（沒有實行）民主。對此，本人有不同觀點。
我覺得，毛澤東這裡説的民主，並不是人們認為的西方民主制度，而是他後來在文革中實行的“大民主”，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甚至工人罷工、遊行示威的權利。
作為一個重度歷史愛好（研究）者，毛澤東深知黃炎培的歷史之問，中國兩千多年帝國史，每一個開國皇帝，開始總是政通人和，而後慢慢形成體制固化，腐敗蔓延，周而復始。如果不打破這個週期律，共產黨的執政，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個浪花。
1949年，毛澤東在進入北京前，不斷的提出“進京趕考”，其考題是什麼？應該就是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説的，“奪取全國勝利，這這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似乎和“窯洞對”吻合。
此後的情況，从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過程中，或許有毛澤東本人的問題，或許有農民軍的觀念問題，或許有複雜的國際局勢問題，或許有客觀條件的問題，總之，進入了失敗的“艱難探索”局面。
建政初期，51年底，就出現“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敗案件，而隨之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卻把清除黨內腐敗，變成打擊資本家的階級鬥爭。57年的整風，向黨提意見，很快就轉變為“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63年的四清，也从“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化為“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繼續打擊早就成為“死老虎”的地主富農。66年開始的文革，即使在“5.16通知”中明確提出鬥爭重點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作者注：這主要是指黨內的幹部腐化、變節），然而，以高幹子女為主體的紅衛兵們，還是把打砸搶、抄家、批鬥、遊街的對象，主要放在地府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等等。
總之，用大民主的方式監督政府，監督黨內領導，最終都在體系的合力下，轉向黨外的各種人物。唯有文革，大部分“當權派”被“火燒”（批鬥）了一把，不同程度的受到衝擊，少數人領導人（劉少奇賀龍等）被迫害身亡。
我以為，文革的這種體制外的“大民主”，監督體制內領導人的做法，才是毛澤東予以高度評價的原因。至於是否成功，各說各話，毛認為是偉大事業，76年後被黨“徹底否定”，現在有被認為“艱難探索”，至少，目前看來，談不上成功。
實際上，黃炎培説的週期律，不僅被中國兩千年的歷史證實，一個朝代的命運基本祇有二三百年，體制的固化、腐化似乎不可避免。甚至在大洋彼岸，被認為具有最先進制度的美國，二百多年後的今天，似乎也進入困局，“深層政府”、“華盛頓沼澤”圖解的也是同樣的固化、腐化狀態。
制度的問題，百年積澱，眾橫交錯，解決起來非常複雜，吃力不討好，不是迫不得已，領導人都是擊鼓傳花，丟給後人。
體制的長期固化，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改變體制就是動了許多人的奶酪，位高權重的改革者，在政治機器人面前，未必有勝算，歷史上的改革者多數沒有好下場。
時間也是大問題。改革者需要積蓄力量，需要摸清情況，需要逐步實施，需要不斷調整……皇權制度下，有為的皇帝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他們的改革，雖然事後我們看到週期律依然沒有打破。
因此，試圖打破週期律，試圖解決體制的固化、腐化，既需要我將无我的勇氣，還需要時間，而一般的有限任期制顯然時間遠遠不夠。當然，不是説有了時間一定就會改革，更不是説有足夠的時間改革就一定成功，本人衹是認為，時間是改革的必要條件。
回到現實中國，目前看來，習近平時代，具備了大規模改革的條件。而且，反腐、軍改，似乎也有了一些挑戰週期律的端倪。
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中國，疆域版圖一直變化，即使收復臺灣，也不是中國歷史最大的版圖，凭一個島嶼，成不了千古一帝。而走出週期律，創造出更科學、有效、文明的社會管理制度，其成就遠非歷代皇帝可比，甚至在人類歷史上也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綜上所述，習三任的看點，不是兩岸關係，更不是落後於時代潮流的戰爭，更可能的，是何頻先生多次説過的，體制上的重大變革，是對毛澤東趕考失利的再次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