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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雁塘：两会落幕，中共韧性不再，命运全系个人
VOA北彦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根據這些內容，《六度辨論》進行了多角度辯論：
尊敬的各位观众，我是主持人六亩田。今天我们在这里，拭目以待正在热议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是否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
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在四十余年间通过体制韧性和深化改革走向全球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些年，我们看到新的动向，一种领导人个人化，甚至"一人党"的指挥体制开始主导中共的决策，引发国内外关切和讨论，这是否预示着中共体制发生了质变，又或者这只是一种新的治国方式？这个话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影响到每一位观众你我他。将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风潮，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和探讨。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辩手，正方辩手滔滔将从历史事实和权威数据统计资料出发，赞同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反方辩手牙牙将尝试否定这个观点。同样，我们邀请到了钟明风教授作为专业评审，我们一起期待他的专业深刻见解和评价。同时，我们也欢迎每一位在场的观众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用你们的思考与洞察，和我们一起梳理这个复杂且引人深思的问题。
展望未来，让我们坦诚面对现实，尊重事实，理性辩论，追求真相。让我们在这里，扩展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思维，让思想在对话中碰撞，让理念在辩论中生长。我期待着每一场精彩的辩论，期待着每一场深度的思考。旅程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启航！
我是正方辩手滔滔。今天，我将从权威的历史事实和数据的角度，论述我对此题目的观点–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政治体制的韧性。即政治体制在外部压力或者内部矛盾中，能否调整自我进行有效的适应，以维持政权稳定。其中，有一种评价政治体制韧性的指标叫做政策自由度，也就是政府在面对经济或社会的问题时，能否自由地进行政策的调整。在中共体制中，这种政策自由度由于当下政治个人化的趋势，遭到了一定的威胁。
为何这么说呢？这里我们引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的一个报告。报告中显示，过去的中共体制，让政策具备了一定的韧性，即使在减少消费、增加投资等政策上有不合理之处，也能够通过调整内部政策，减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然而，个人化的政治体制可能会降低政策的韧性，毕竟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个人的短视和错误判断可能直接导致错误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策调整的难度。
我们再看经济，2012到2022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从7.9%下降到5.5%，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经济学家彼得·蒂尔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对政策的依赖比过去更大。若政策失误，其对经济的影响将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已经面临瓶颈，比如信贷过度扩张、地产泡沫、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等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产生了压力，而体制的个人化，使得对这些问题的治理过度依赖于一人之力，一旦判断失误，将造成难以补救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我们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和全世界的关注，我们需要警觉，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难题。谢谢大家。
我是反方辩手牙牙。对于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是否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这个观点，我持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展现了强大的适应力和韧性。就如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所提出的概念，这种体制韧性使中共能够不断调整自身，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巩固自身的政权，使得中国得以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体。
这种个人化导向不代表体制韧性的消失，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反而可能是对当前国际及国内形势的积极应对。历史上，德国的奥托·冯·俾斯麦、美国的罗斯福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曾实施过类似的领导风格，他们的统治并未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不稳定，反而形成了一种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高效决策机制。
这种治国方式也反映出对内外环境的清醒认知。在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的压力下，一个更为集中的决策机制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例如，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降低杠杆率，这都需要强劲的决策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才能够实现。
另外，一个人的强烈领导并不意味着这个体制就是脆弱的，相反，这可能正显示出这个体制的活力和灵活性。事实上，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表现并不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6.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9%，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动力。
结论，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并不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盲目的将个人化误解为体制的软弱，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性质和历史演变的无知。中国成功的发展，既证明了中共体制的韧性，也说明了其个人化导向并未带来不稳定。反而，这种变化可能正是对当前环境的积极回应，是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我是正方辩手滔滔，我想对牙牙的观点提出几点反驳。
首先，我对牙牙引用“德国的奥托·冯·俾斯麦、美国的罗斯福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曾实施过类似的领导风格”的观点表示质疑。确实这些领导人在其任期内表现出了独特的领导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领导方式和中国现今所呈现的个人化导向是一致的。比如李光耀，他在执政期间虽然行事果断，但全副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建设和全民福利上，不仅增强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中国现今的状况可谓截然不同。
其次，中国近年的GDP增长率并非完全反映经济的强劲发展动力，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无效产能和规模扩张，这无疑也为经济稳定埋下了隐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牙牙没有提及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债务负担的增加。如果只看绝对的GDP增长，那么这些负面因素是否应该作为考量标准呢？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三成，这无疑给经济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最后，虽然个人化导向可能显示出一种政治体制的灵活性，但也不可忽视的是，当决策的权利过度集中时，可能会忽视或掩盖真实的社会问题，也增加了决策失误的风险。这样的情况我们已不是第一次看到，2015年的股市暴跌和2018年底的经济下滑都是由于政策把握不准导致的。
牙牙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全面地考虑问题。在苛求韧性和灵活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决策集中带来的问题。必须认真审视和探讨，确保我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政策的稳定和预见性，防止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风险。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是反方辩手牙牙。滔滔，你的观点我已经听到了。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一些地方有所误解。
第一，你提出在中国当前的个人化领导下，权力制衡面临相对劣势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展示了其强大的自适应性和韧性。尽管现在中共的领导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权力制衡被弱化。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一些关键的领域，比如反腐败，提升执行力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第二，你提到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确实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但是这并不能直接归咎于个人化领导。我们观察到，中共已经开始在政策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产业升级，这都能够看到中国正在逐步解决结构性问题。
第三，你把政治体制的个人化等同于韧性消失。这种判断可能过于片面。新的领导模式出现，反应的是中共体制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困难环境的过程中，进行的一种权力架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可能使得政策决策过程更加高效，更好地应对挑战。
总的来说，虽然坚持个人领导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将因此失去稳定。相反，可能正是这种导向使得中国能够更有力地应对当前的困境。这就是我的反驳。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就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是否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滔滔和牙牙两位辩手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观点支持，他们的论述和反驳都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滔滔辩手通过权威的历史事实和数据，认为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确实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他指出个人化导向可能会降低政策的韧性，导致政策调整的难度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决策失误的风险。而牙牙辩手则认为个人化导向不代表体制韧性的消失，个人化导向的体制可能是对当前国际及国内形势的积极应对，是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辩论中，我们看到了两位辩手对于问题的不同分析角度和论证方法。滔滔辩手通过历史事实和数据的支持，强调了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对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不利影响。而牙牙辩手则通过对比和归纳，认为个人化导向反而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应对能力。
我个人认为，这个话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个人化导向的体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政策的韧性，增加决策失误的风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忽视个人化导向可能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无论结果如何，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和思考。我们应该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以求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状。
最后，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想法。你们对于中共体制韧性的消失和个人化导向是否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和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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