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专访冯胜平:冯胜平和他写给习近平的万言公开信

原载老高的博客
高伐林先生博客贴文时间是 2016-06-15

冯胜平很明白,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既为庙堂之上的执政诸公不屑,又为江湖以远的民主斗士不齿。但他犯傻就犯傻在这里,执迷不悟要做无数聪明人不肯做的事:为中国找出路.

老高按:这几天关于冯胜平其人其文的争辩,提醒了我,2013年我写的一篇专访长文《冯胜平和他写给习近平的万言书》,尚未在老高的博客上刊出过呢。当时因为杂志有首发权和上网权,我不能破了规矩,没有在我的博客发表,后来竟忘到九霄云外了。事过三年,杂志已经发表该文并上网,也被收入冯胜平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作为附录,我应该可以在博客上刊出了,供各位参考、批评。

此文写作时间,是2013年4月,正值冯给习近平的第一封公开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之际。在这篇专访之后,冯胜平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主张,有些看法,在他回答我的专访中已经有了雏形。
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习近平并未表示对冯的建议有任何回应——正面肯定和负面批评都没有,根本就是不理睬;更没有迹象显示,习愿意考虑吸取冯信中提出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三年来,我听到不少朋友和网民对冯胜平的冷嘲热讽:“热脸贴了冷屁股”“剃头担子一头热”“真把自己当根葱”“想挤进今上的智囊”“图样图森破到了与虎谋皮的地步”之类。
我对这种冷嘲热讽,非常不以为然:习近平没有回应、没有采纳,並不能证明冯写信提出建议这一行动如何错误,更不能证明冯信中所提建议就必定不正确。我从这种“不回应”看到的,要么是“中梗阻”“言路堵塞”、习近平根本就听不到;要么是权力的傲慢、“肉食者鄙”——如此而已!
冯胜平从动了写公开信的念头起,就将毁誉置之度外了。他曾说过,说我提出的方案不好,那各位都来想、都来找啊,如果寻觅到比“党内民主”更好、更可行的中国转型之路,不是很好嘛!我个人的动机如何、目的如何,相比之下是多么不值得一提的事!
无疑,可以批评冯过于天真、幼稚、犯傻。但与众多比他成熟、老练、精明得多的人相比,我倒觉得他更难能可贵,更能赢得我的尊重。

对冯胜平所提的“党内民主”的建议,为什么在海外批评声浪那么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
记得去年年底几位朋友聊天,冯胜平“三句话不离本行”:结束专制统治,并不是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途;专制者在各派势力的博弈中放弃专制、使国家走向民主宪政者比比皆是:满清,台湾,西班牙,苏联,东欧诸国……
我说:
没错,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国家专制者放弃专制的先例,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有所了解,谁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具体到大家眼前的“这一个”专制集团如何呢?
说到底,大家不信你的说法靠谱,不是不信“党内民主”这条道路,认定它“放之四海皆不准”;而是不信中共——不信习近平能听从你的苦口婆心,幡然醒悟。
我的说法,得到在场一些朋友的赞同,但不知道是不是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批评冯胜平的人?
冯胜平最近这篇《文革人》说得对不对,另作别论,但看来打中了一些人的痛处,便有网民对号入座,用“共特”来反击回敬,连我也难免“池鱼之殃”。这些人未必想到,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反倒给冯《文革人》的论点,做了一个注脚。

冯胜平和他写给习近平的万言书

高伐林,《调查》杂志第8期2013年

从2013年2月中旬开始,一篇题为“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不胫而走。开始是在朋友圈中的电子邮件传递,随后出现在论坛、博客、电子刊物,香港出版的《内幕》杂志15期全文刊登……用这个标题在网上检索,谷歌显示出来20万条,最奇的是,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0多页。点开任何一条,后面都是几十、成百甚至上千条跟帖。我本人在不到一个月中,先后九次收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发来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非常值得重视”“一定要读”之类推荐语之后,跟著一个问号:
——“这个作者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而冯胜平本人也有一个疑问: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个网站上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我受《调查》杂志委托,以该刊记者名义,对居住在美国新泽西的冯胜平登门专访。

蛰居半生,重出江湖

社会上对“冯胜平”这个名字不熟悉,并不奇怪。30年来,他只写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而20多年前写的几篇文章,有的还不是用的本名;一搁笔就是20来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应《新史记》杂志之约,用本名写了一篇关于孙中山评价的短文,尖锐抨击孙中山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这篇文章让冯胜平打开了话匣子,他多年积攒的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滔滔而出一发不可收。2012年,他写了一篇谈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政治改革的文章,也是先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后被《内幕》杂志刊登;再就是今年以来写的两篇,包括这篇。——难怪有人说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1954年出生于重庆的冯胜平,1982年来到美国留学、定居,到现在,在美国居住的年头已经超过了在中国生活的年头。
冯胜平在第七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军医大是军级单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好几万职工,下面有七个师级单位。七军医大先是设在重庆,冯胜平14岁时,七军医大调防到上海。冯胜平的父母都在这所军医大学从事医务工作,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校级军医,在七军医大时也是同样军衔,直到取消军衔。冯胜平跟著父母来到上海,又过了14年。
“文革”过后恢复高考,冯胜平跨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四年——与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同窗。毕业后,他被公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不过,除了几百块钱置装费和赴美机票,其它都要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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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左)与同窗王沪宁,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

冯胜平没想到,在普林斯顿一读就是八年——先在行政管理系读了近两年,拿到MPA硕士;在政治系读了又一个硕士,接著学完博士全部课程,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通过了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按照美国的学术规范,论文的提纲必须经过老师批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写到三分之一,“六四”爆发了,论文就停下来了,后来再也没有完成。冯胜平的求学阶梯,就到这儿戛然而止。冯胜平告诉我,有一个说法,通过论文提纲之后,叫ABD——all but dissertation(万事俱备,只缺论文)。有人甚至说,这应该算一个学位,介乎硕士与博士之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这个ABD。”
记者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留在美国、不回大陆了呢?
“刚开始来留学时,想都没想我学成后是不是该回国。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英文的,谈朝鲜战争怎么会在1953年突然结束——现在对朝鲜战争怎样爆发可以说真相大白了,但是对怎样结束,我还没有看到多少人讨论。而那是1983年啊,对这个问题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美国解密了一大批30年前的朝鲜战争档案,你可以想见我读到之后是多么震惊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国突然接受美国条件: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签了停战协定,而在那之前整整两年,中国的立场一直是坚持‘全部遣返’……”
冯胜平的文章与中国大陆多年宣传的口径肯定大相径庭。教授警告他说,你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你就彻底得罪你们政府了。教授的警告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冯胜平。他难以置信自己过去竟然生活在那样一个谎言充斥的国度,也难以想像自己得知真相之后,怎么还能回到那个社会环境,还能为那个政权服务?
他的人生道路,完全变了一个方向。
“美国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华人莘莘学子,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祖国正在发生剧变,新旧力量正在拉锯,各种消息都传进了古色古香的校园。中国大陆的精英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将帅的子女,更有后来声名斐然的诸多改革精英。冯胜平与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每一点变化的迹象,为中国的前景通宵达旦地兴奋或沮丧。他与他们一道发起了旅美政治学学会,他担任理事,还是会刊的编辑。

(图片略)(作者原文图片略)
左起:杨小凯、何维凌、朱嘉明和冯胜平,摄于旅美政治学学会成立的日子。

冯胜平并非现在一些读者以为的“名不见经传”。卷入海外民运是他的宿命。“那时杨小凯到普林斯顿来读书,通过他,我与中国民联许多人就认识了,包括中国民联创始人之一王炳章,大家成了朋友——我算不上‘民运先驱’,但是我确实很早就参加了活动,大概是在1985、86年吧。”
那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创立于1983年的中国民联,下面有一个杂志《中国之春》。冯胜平成了这个最多时拥有数千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著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心中鼓荡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呼号。那时的冯胜平风头甚健,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专访,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他从1991年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为成功。“也真巧,我离开华尔街十天之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9·11’。”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么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么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这在他致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为什么参加民运,又为什么淡出民运?你今天上书的思想,与你的民运经历有什么联系?
冯胜平应声而答:我之所以参加民运,现在反思,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是在运动文化中长大的,从小就熟悉了中共搞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到“大跃进”“四清”“文革”,尤其是“文革”爆发以后,大运动中套小运动,没完没了,我们或多或少参加过。厌倦了才到海外来,没想到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以为可以用运动的方式,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当时我们民运积极分子将民运看得非常崇高啊,认定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要来完成!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这句话据说何新在国内很欣赏,还写进了他的微博。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加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冯胜平告诉我:老民联的人,基本上他都认识,他们到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这个初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民联战友对他最近的文章都很认同。
民运喊出激进口号,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人人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指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六四”前后英文报纸记者拍摄的民运斗士冯胜平。

冯胜平给我展示他们当时模仿美国FBI的传单制作的英文“邓小平通缉令”,邓的罪名是“谋杀”,通缉令上还警告:此人“有武器而且危险”。他们复印了几千份,到处张贴散发——这当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狂怒而已。
为什么离开民运?冯胜平回答:首要的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对民运有了反思。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民运的思路错了。
冯胜平介绍:20多年来,我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对我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余英时与芦笛。余英时是1988年到普林斯顿任教的,我写博士论文时,请他、林培瑞和黎安友三位教授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写完论文,但1989年之后,与他有了很多来往,他从为人到学问,全面影响了我。2006年之后,又认识了旅居英国的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两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谈起对民运的看法,冯胜平给我念了一段他去年写的文字: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忽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自由派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会选择奴役。

他说,至于海外民运,更走向极端: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人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有人更为极端,主张为了人类的和平安宁,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中共这个血腥帝国必须分裂。所有这些话,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推翻之后谁来收拾残局?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也许我是错的:没有中共的中国,会比中共领导的中国好。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赌注,谁也赌不起。”
冯胜平说,我很早就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眼看著民运从几千人,扩展到三万人,到缩小到几百人,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为新移民服务办政治庇护赚钱。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每个星期五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眼下已经开了251次了。


1989年的英文报纸登出冯胜平的照片,还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证明民主在我们一千个成员中是可能的,我们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是可能的。”

海外民运的使命,除了启蒙,就是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提供一个小型的“试验场”。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那么,我们与其鼓动在13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再做一次民主的大试验,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海外民运这几百几千人的试验走到哪儿了?民运中,人人在指认人人是特务,魏京生说徐文利是特务,徐文利说王军涛是特务,王军涛又说……“幸亏他们没有政治保卫局和8341部队啊,要有的话,海外民运的‘肃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产党来杀,自己早就杀光了!”
冯胜平看著我说:“如果要我总结民运,就是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这样的经历和见闻,让冯胜平确信,民运这条路,不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他之所以在致习近平的信中提出“党内民主”的建议,某种程度上是对民运失望的结果。“我们那一代人卷入民运所持的斗争哲学,是受到共产党教育,又是受到包括方励之等人影响的结果。方先生有个很重要的说法:民主不是赐予的。当时的我,深信这是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容置疑的定理。后来经过很多反思,尤其是认识芦笛之后,才认识到这种说法站不住。妥协是比斗争更重要的、更基本的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人太懂斗争,太不懂妥协了。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之间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同样,被迫害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中国的政治迫害,斗争的结果,只是翻了一个个儿,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去迫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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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方励之刚被中共开除党籍,恰巧这时回国的冯胜平就去登门看望他。

《调查》记者问:不少人认为,民主力量的激进,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你刚才也说,民运刚开始并没有想推翻中共,是到“六四”镇压之后才转为激进。
冯胜平说,民主力量转为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示了妥协退让啊,中国人的“斗争哲学”却导致只要中共一退让,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
他对我讲起从台湾来的洪哲胜对他的启发:

洪哲胜来美国已45年了。当时他们成立台湾革命党——就是后来搞民进党的那帮人,密谋刺杀蒋经国。洪哲胜是革命党的总书记,彭明敏是秘书长一类。蒋经国1985年提出考虑开放党禁的设想,洪哲胜他们很快就解散了革命党。这就给了蒋经国非常良性的反馈!昨天要推翻你,要暗杀你,今天可以主动解散以暴力为基础的台湾革命党,这就鼓励了蒋经国后来做出开放党禁的决策。相反,大陆人士的民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共专制,民运说你必须改革;中共改革,民运说你必须立宪;中共立宪,民运说你必须下台;现在中共还没有下台,民运已经在讨论如何清算了。每当中共有所退让,民运就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永远不会满足!

冯胜平说,搞民主法治,必须双方有共识。如果在朝的人,想的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打江山、坐江山”,“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在野的一方,想的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这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思路的延续,无非披上了维权与维稳的现代外衣而已。
台湾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吃饭,突然宣布组党,向一党专政发难。当局怎么办?是否取缔、镇压、抓人?蒋经国考虑了三天,最后说了三个字:算了吧。旁边的人提醒他,这样下去国民党是要下台的,他讲了那句深思熟虑的名言:天下没有永久的执政党。这段经过,已经永载史册。冯胜平听阮铭介绍过,蒋经国这个认识,不是闭门自己悟出的。在这三天之中和三天之前,民进党、国民党有过大量私下的、良性的互动。而在后来台湾政权易手时,国军真正是“国”军,不再是党军。台湾的转型尽管有议会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也有街头抗争,但没有动用枪炮坦克,基本上是和平的。
《调查》记者问: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起初挑战体制的力量是理性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社会积怨甚多,卷入者一多,规模一大,激进者就总是占上风,排挤掉相对理性的人。法国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无不如此。
冯胜平不假思索:你讲的是革命运动的情况。我刚才讲的恰恰就是要避免革命运动!韩寒写过《论革命》说,他要做一棵墙头草——逆向的墙头草,哪边强,我就倒向弱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支持弱者,才能实现平衡,使得不会赢者通吃。“写的不错,但太天真,没有真正经历过、真正认识革命。革命来临之际,哪能容你选这边那边?革命就像‘571工程纪要’所说的就是绞肉机,你选哪一边,最后都变成同一形式出来。”
冯胜平旁征博引: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说过,有人问他,法国革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活过来了。别人再问:再来一次呢?回答更简单:run(跑)!吴法宪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人问他,“文革”你跟著林彪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在那个时代,跟谁都一样。跟刘少奇,1966年就完了;跟林彪,1971年就完了;跟江青呢?1976年也还是完了。真正的革命来了,个人哪有选择?
《调查》记者再问:就算民主挑战者与老的专制者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博弈,彼此做出一定承诺,减少实现民主的阻力。但是民主力量一旦执政之后,如果民意强烈要求他们清算专制者呢?——通过议会、通过媒体、通过社会团体,强烈发出这种要求,不就让民主执政者陷于两难境地了吗:是遵守与老的专制者之间的承诺,从而违背民意?还是作为民主践行者,遵从民意,却背信毁弃与老的专制者的协议?
冯胜平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我,又讲起台湾的例证:蒋经国选李登辉为接班人——李登辉是介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人物,可以说他骨子里就是民进党。蒋经国当时完全有条件选一个国民党的铁杆自己人接班,李登辉就不可能有机会掌权。但蒋经国不仅选了他,自己在开放党禁之后也采取过一些举措,可以说,不光容忍了民进党,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意无意地扶植了民进党。李登辉执政12年期间,又进一步延续了这一思路。所以当2000年民进党上台时,台湾社会的伤痕已经抚平了很多,社会抗争的能量已经被释放了相当大一部分,到国民党下台,不致于再惊人爆发。“这非常需要政治智慧啊: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欠了多大的债,积累多大仇恨,一旦要其还债,不可能是不充满血腥。但是最后呢,没有用血来还,而是用国家赔偿的方式,对‘2·28’受害者包括死者遗属、对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做了偿还。”

不懈探索中国民主之路

冯胜平在近两年来参加的许多研讨会上都不假辞色地批评民运,激起过好几场波澜。记者提起这一点,冯胜平解释说:因为我在民运中干的年头太久了,人头太熟了,跟胡平、王军涛他们,彼此非常了解,我批评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争论问题么,他们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我对一些人还摆摆“老资格”:我搞民运时,你还在搞共运呢!对方也不会见怪。他们对我说话也没有顾忌,王军涛有一次就在我家里指著我说:你冯胜平是“三个自绝”——先自绝于党,然后自绝于民运,后来跟著芦笛也批评中国人,自绝于人民!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认为“党内民主”是最可行的思路,除了跟民运相比,还跟其它思路比较过吗?此前你还有过哪些尝试?
冯胜平回答:我曾设想过其它的途径。例如,几年前想过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用国共两党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国民党是百年老党,中共也有90年,恩恩怨怨近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合作。如果由这两个党形成两党政治,似乎比较现成、简捷。当时与一些朋友讨论过,也开过几次会,后来发现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参与大陆政治的兴趣,两次国共合作,最后都翻脸告终,令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同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它也受到民进党严重的牵制,弄不好连台湾也丢失。从中共这一边来看,也绝不愿意与老对手来分享政权。
冯胜平还考虑过促成国内反对派力量与当局互动。“刘晓波、张祖桦我很早就认识,谈过多次,我也考虑推动国内的维权人士与中共合作,实现宪政。但我很快也发现,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从其总体思路而言,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是维权人士,出来就是民运人士,甚至比民运还要激进。他们与我过去一样,太执著于斗争,也过于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为只要结束一党专政,普及普世价值,中国就能实现民主。恰恰是我们这些在海外搞过民运又退出民运的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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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与著名记者陆铿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门口合影。

在薄熙来最活跃的时候,冯胜平还考虑过,推动中共党内的派别合法化、制度化。“要实现党内民主,不需要再创造一个派系,中共本身内部就有啊。毛泽东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正确的阐述,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正确处理过派别问题。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总是作为政治路线斗争的失败者、当成反动派被整肃——早年间被肉体消灭,后来也被赶下政治舞台、被关押批判。薄熙来事件之前,中共已经出现两个明显的派系,以汪洋和薄熙来为代表。前者重效益,后者重公平;前者要把饼做大,后者要把饼分好;前者是邓模式,后者是毛模式。要说坏处,广东模式太贪婪,重庆模式太霸道。不管怎么说,这是党内两大派系,也代表了社会两大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人民日报》可以公开讨论‘是做饼还是分饼’——所谓党内民主,无非就是要把党内已经存在的分歧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
出于这种考虑,冯胜平还应老朋友之请,对中国著名太子党左派组织“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上书提意见。冯胜平回忆,跟这些太子党有过很多沟通,在建议书中曾写道:“党内分派,就形成事实上的两党制。”他们说,“两党制”可千万不能提,太犯忌了!才改成“一党两派制”。
别的路都没走通,党内民主的思路“十月怀胎”,慢慢冒头了。

“正能量”

冯胜平于2013年2月,写了这篇致习近平的信。那时芦笛从英国来到美国,要冯胜平跟他上美国南方去散散心。冯回覆说:不去,我生病了。“他以为我真病了,我说,是‘指点江山病’又发了,正在给习近平写信呢。”
“生病”有个典故:冯胜平早年参加民运,曾戏称海外民运人士归为四类:有仇,有瘾,有病和有任务,他把自己划作第三类。1993年民联和另一民运组织在华盛顿开合并大会,他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同样境遇的友人去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冯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
这次冯胜平“病情复发”写出初稿,发给朋友,收获到一大批意见,多数是批评,但是也打动了一些人,一位高干家庭出来的异议人士、著名女学者,逐字逐句地帮他推敲、修改。然后慢慢就一传十、十传百了。
我问:你是否与体制内的学者、包括习近平身边的智囊讨论过?
冯胜平说,没有当面讨论,但是通过网络,得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反馈。
几年前他对旅居奥地利的著名学者朱嘉明说过这一思想的雏形。朱嘉明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最可行、最能为官方所接受的方案!你应该回国去,在各个圈子里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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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与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合影。他是最早支持冯胜平“党内民主”想法的人。

说到回国,冯胜平2004年曾回国一趟。作为一个跳得那么高的前民运分子,回国是否遇到过麻烦?冯胜平告诉我:“没有,当局对我毫无限制——我见了小学同学,早年的同事,我没有一点政治意图。也一点没感到被监视。”回美国好几年之后他才知道,事实上他是被严密监视的,给他的朋友们带去很大麻烦,“他们都不告诉我啊!好多年之后才有朋友对我透露了一点,从此以后我不再回国,我觉得我回去不是与朋友叙旧,是去害人!”
冯胜平那次回去本想在国内北京、珠海等地投资买房,后来他感觉国内太黑,放弃了。“用姜文的话说,我站著也可以赚钱啊。”在海外自己不是正在赚钱嘛,何必要去国内赚不明不白的钱?冯胜平对我引了一句罗素的话: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我知道我经不起国内那样的诱惑,于是我就不回国。”
《调查》记者问:那么你是否动用了什么渠道,把信递到习近平的桌上?
冯胜平笑了:我发给朋友看,有多位据说与中共上层有接触的朋友读到后,主动提出来要呈递给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究竟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认同?到目前为止我没得到确切讯息。它主要还是作为一封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
《调查》记者问: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

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上书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实现党内民主,善待反对派,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国内几百个网站转载时,很多都是以这个为提示语;更多的提示语,就是这篇文章最后所论述的: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执政的党,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最难办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付文中说到的“第三个鸡蛋”——怎样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冯胜平致习近平信中分析:“今天中国有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如果习近平改变思路,这个最难办的问题,可以变为改革最大的动力——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坚持依法治国,尊重和执行“八二宪法” 和2007年物权法,就很可能将既得利益集团变为改革的动力。毋庸讳言,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集团,他们能把习举上去,也就能把习拿下来。如果你还是运动的方式——“反腐”“清党”“洗澡”……这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共耳熟能详的轻车熟路,骨髓里都是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很可能最后就是两败俱伤:你要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肯定要跟你死拼。但是如果不是用运动的方式,而是用立宪的方式,就会发现,只要政策恰当,面前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冯胜平透露:“我正在写一篇新的文章来更深入阐述这个问题。”
这个利益集团就像400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够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够取走他们的生命。中国的权贵集团看起来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权有威,但他们还是要外逃,要当裸官: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一起来就要被清算。他们是做噩梦的一群人,比谁都期待宪政!“习近平如果搞宪政,他们会是最大的支持力量:通过宪政,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最最紧缺的安全。”英国就是这样,走通了一条通过宪政、和平转型的路。
上书中最有创见的,冯胜平认为,就是提出了一条类似英国那样的、在中国目前局面下代价最小、阻力最小的走出专制王朝循环的路。

(图片略)
冯胜平与刘宾雁。

最受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笑了:乌有之乡和美国的希哲兄(王希哲)这样的极左派,大陆学者江棋生和王康这样的极右派,都撰文批判,攻击点可以想见:极右派抨击我是替共产党张目、辩护、续命,延年益寿;极左派则说,我这封公开信本质上还是要普世价值,是要推翻共产党。有一位朋友撰文评点,说冯的思路,就像那只狐狸大肆鼓励乌鸦唱歌,看中的是乌鸦一唱歌,嘴里叼著的肉就落下来。
但是冯胜平的信,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无论是铁流那样的右派,还是黄纪苏那样的左派,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他的小学同学,40年前同事工友、中国民联的老战友……许多人为他提出的建议而激动。新浪网友评论:“很有道理,绝对的大实话,希望当政者能认真阅读!”“点中死穴,切中要害,精辟!”“这文章太厉害了,读之震惊、震撼复振奋。此文必将流传!”冯胜平说:“一位太子党朋友告诉我,他收到不同的人给他发送了十几次,其中一位转发者已经患了绝症……”
还有一个小字辈,告诉冯胜平,他这封信充满“正能量”——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冯胜平,被感动了。

一篇文章怎样能打一百分?

《调查》记者问:最近你在进一步思考什么问题呢?
冯胜平侃侃而谈:
必须承认,现在的党(中共),是在法律之上——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党在法之上,在于它并不依法治国,而是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于不顾。当务之急,就是“落实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是习自己讲的话。也就是说,在目前阶段,你中共可以在法律之上,但是必须依法治国。你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你不执行法律,人民就不会执行法律,法治就不会深入人心。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根源就是人治的产物。讲穿了,三民主义就是官民博弈的结果——统治者狠,我就是顺民;你宽松一点,我就是刁民;你失控了,我就是暴民。要走出“三民主义”,其实也很简单:厉行法治。法治社会,没有“三民”,只有公民。法律如果比作红绿灯制度,那么党就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监督执法。红绿灯制度刚建立,肯定人们都不会遵守,党就出面提醒、督促、约束;人们对遵守红绿灯制度形成习惯了,党这个警察就可以下岗,从法律之上走到法律之下。
万润南最近写文章提出设想,在13亿人范围内竞选。但我认为,在现实条件下,这不可能,也不可控——不可能,是说中共不可能接受;不可控,即使中共接受,必定会出现不可控局面,全国出现几千几万个党。我相信柳传志讲的一句话:一人一票,万劫不复!

冯胜平认为,掌控权力是推行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是一个悖论:为了放弃权力,必须加强权力。“古今中外任何失败的改革,不是失败在老人的干政,保守派的阻碍,而是失败在权力失控。赵紫阳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清朝的改革、尼古拉二世的改革……无不如此;而那些成功的改革,像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改革,彼得大帝的改革,蒋经国的改革,都是大权在握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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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安放的20世纪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作品前留影。

冯胜平又说到台湾改革:从蒋介石起,就为蒋经国创造条件。过去讲“蒋家军队陈家党”,但老蒋为让小蒋掌握党权,将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养鸡;为了让小蒋掌握军权,监禁孙立人,撤销蒋纬国的装甲兵司令职务;吴国桢送到美国教书……连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与他关系不好,老蒋也把宋美龄送到美国疗养。这样蒋经国才牢牢掌握了大权,中国大陆叫“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台湾叫“军警宪特都归己”,才一举成功。
冯胜平强调说,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成功,靠宣传鼓动;后者成功,要智慧和实力。巩固权力需要时间,时间恰恰是在习近平改革这一边的。他干完一届之后,五个超龄政治局常委必须退场;两个前总书记太上皇,十年之内都会因年迈而影响力消磨殆尽,甚至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时习近平大权在握,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传给下一届,不如开创历史,他就干两件事:党内民主选举,宪政依法治国,中国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调查》记者说,你这套理论让我想起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学者鼓吹的新权威主义。
冯胜平说,新权威主义是想树立赵紫阳的权威来推动民主。那个时候,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改革派人士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补缺”:共产党的问题不就是缺乏民主吗?如果将民主加上去,就能既有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又有民主的优势。戈尔巴乔夫的思路也类似。他们哪是想把共产党搞垮呢!都是很真诚地在努力将共产党和民主这二者结合起来。他们就没想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多党制啊、司法独立啊、新闻自由啊这些东西,与共产党一党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可能既有这个又有那个。那个思路崩毁之后,人们就走不出来了:要么推翻共产党,要么永远一党制。之所以国内大批网民赞赏我这个“党内民主”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提出了一条出路。
冯胜平承认:“是药三分毒”,任何方案,都有利有弊,执政者只能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关键就是,能否寻觅到比“党内民主”更好、更可行的中国转型之路?
他还指出:这封信的一个软肋是,不知道今天的中共是否有政改的决策能力。毕竟,是什么样的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要从高层开放,就要看高层的素质和能力;要从底层开放,就要看底层的素质和能力。现在讲“顶层设计”,就要看顶层有没有设计方案和决策能力。
各种人的不同反应,让冯胜平想起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鹤慈的那个奇妙打分:一篇文章出来,能争取到中间派,就及格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有其中之一支持,70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一起支持,80分;如果前三派都支持,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有一方骂,再加10分;极左极右一起骂,就是100分……
“有些说法或许有溢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此文得到极大的共鸣。在有共鸣、共识的地方,很可能就有一条路,如果当局走这条最引起共鸣的路,至少社会思想阻力将很小。”
《调查》记者指出:许多读者虽然对这篇上书的思路表示认同,但是也多表示怀疑:好是好,作者太一厢情愿了吧?习近平听得进去吗?最高当局能采纳吗?现在官民别说良性互动了,就连起码的互信都没有啊。官方怎么看呢?
冯胜平说,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既为庙堂之上执政诸公不屑,又为江湖以远的民主斗士不齿。不过,他对本文开头提到的“怎么网管都不删除”自问自答,也间接回答了我上述问题:“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覆。”
(本文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冯胜平提供)

老高附注 :2013年冯胜平享受的“网开一面”,只有短短两三个月。随后,他的文章还是被封了。这才符合中共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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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明哲!感谢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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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明哲分享,冯先生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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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的经历还了得!跟老何一样,实在太丰富了!白首忆当年,真有厚实的东西!生命的厚度常人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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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明哲推荐的好文章。胜平先生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篇文章是他三封信的注释,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胜平先生的爱国观点。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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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是非常优秀的责任编辑,分享的都是雄文大作!可见明哲先生的审美格调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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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但是其实只是六度世界刚开,大家能看的东西相对少,所以大家一块多发帖啊,看到好的转发也行,自己有什么感兴趣的发帖发起讨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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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吗?通过屏幕左上角的转发键来转发编辑一个新话题贴?

这是帖子内的回复的图标.

如果是开新话题,新帖子的话,就是到论坛列表那个界面,右上角有个"新建话题"
电脑端的话,应该是右下角有个圆形的+号,可以发新话题.


转发帖子是帖子拉到最下边,有一个锁链的按钮,点击之后复制链接发给别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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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轉發的好文章。明鏡的資深聽眾,一定也知道作者高先生,其知識和人品如何。

評價一個人,批評一個人,開口就是,可是往往對被批評者,作用不大,批評者自己的水平、能力、胸懷,倒是暴露出來。

馮勝平先生的“黨主立憲”,當然不是絕對真理,甚至可能錯誤百出。可是,作為一個幾十年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作為接受過中美兩國頂級教育的人,其認真、深入的思考,絕對不會淺薄、不堪,不會錯的不值一駁,一些朋友,年齡、閱歷不如馮先生民運年頭,對民主制度半桶水晃蕩,大言不慚的以為馮先生畢生心血之作不值一駁,毫無價值,是不是太淺薄,太無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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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下舞台前必然的过程。自媒体还强化了一下。所以咱们和年轻人互相不理解,但是时间在他们这边,也没办法了:open_hands: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冯先生他的文章和观点很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他自己的实证经验,所以他所有的文章和节目都体现他的这个风格。
但是显然冯先生不可能解释的了所有的人,就像他能说出民运可能的最丑恶一面,但是他没办法否定所有搞民运的人。
所以批评冯先生的人也是一样,不可能完全否定冯先生的观点,因为他很多是实证的经验,他客观地就是能解释很大一部分现象。
至于博弈论理论方面的争议,那就是学术类的探讨了。

冯先生的争议我觉得主要是他过于坚持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有时候表现出对不一样的经验有些不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或者主要构成(因为冯先生自己经验他确实知道自己解释的占主要部分了),所以让另外一些也有实证经验的朋友产生批评,认为冯先生有时候过于绝对和自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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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前浪的宿命。我們已經讓出舞臺,並不抱怨,希望年輕人更好,畢竟他們是我們的未來,衹是如果把淺薄當成勇敢,今後是他們的悲哀,我們也失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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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和你们学习经验和认知,年轻人认知和经验是欠缺的,还有对问题的穿透力。如果不把冯先生当做纠错对象,而是把他当成经验学习的对象,对每个人都极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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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他是久经风浪的人,我相信他的思考源于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储备。因此我也和杜先生一样,十分反对对胜平先生的观点不加洞悉,只凭一些技术性的缺陷就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且,最不能容忍的是“以话语中的嘲讽”为这种否定增添力度。这样的话,好人都没有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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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生對於民主運動,當然自信啊?三十幾年嘔心瀝血,一輩子思考成果,那些批評者有他百分之一的時間思考過嗎?有他百分之一的心血付出過嗎?説句不客氣的,在這裡,除了何頻先生等少數人,連對話馮勝平的資格都沒有,連被馮勝平先生看不起的資格都沒有,還要看不起馮勝平先生,淺薄過頭了。

就像討論馬克思,如果有人對我說,你胡說八道,根本不懂馬克思,我連理睬都不會理睬。

關於博弈問題也是這樣,馮勝平先生曾經在節目中説過,為了去賭場,他專門研究過博弈論,著名數學家張宜唐先生是馮先生好朋友,常常住他家。馮先生那麼感興趣博弈論,他會不同張先生討論?如果那麼荒唐張先生不會幫助?

對於別人,尤其是認真思考的人,首先是尊重,這是做人的道德要求,即使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分析、批評都可以,冷嘲熱諷是淺薄低俗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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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非常有道理

這些照片很珍貴,沒想到面容慈詳的馮先生早年那麼冷峻逼人,為何看着相片,我腦海中跳出海涯二字?
@海涯 來看看。

哈哈哈,我没有冯先生这么酷:ro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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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經讓人覺得冷嗖嗖地,正好建個熵樓暖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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