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项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么难？ (vistopia.com.cn) 链接附音频
梁捷
-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 看理想多档经济类节目主讲人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并担任亚际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个人研究兴趣包括中西经济思想史、道德哲学等，曾在《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学术月刊》、《财经研究》、Journal of Neuroscience、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西方经济思想通识》《调适与维新》《梁捷西方经济思想史讲稿》等。
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你好，我是梁捷，很高兴又能和大家通过声音进行交流了。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跟大家聊一系列我个人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问题，那就是中西方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变革。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多经济政策变革。现在是后疫情社会了，可以想见，中国将会在更多的领域进行改革，要把过去几年的时间追回来。而几乎所有经济变革都会引发激烈讨论，大的变革就会引发大的讨论。比如教培产业，从兴盛繁荣到消失；又比如核酸产业，最近有朋友想测一下核酸，突然发现很困难了。这些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巨大变革。
过去我不太愿意讲具体问题，因为我不是很多具体领域的专家，同时我也相信大家会在各种观念碰撞中反思，用观念战胜观念。但是现在看着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很多我们认为早就应该消失的问题又重新泛起，所以跟看理想的编辑聊了聊，我们就再做一档关于历史上经济政策变革的节目吧。比如我会讲西方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经济体制的路线之争，以及中国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我计划回顾整理10次发生在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大讨论，以此纪念过去的这几年。很有可能这是我在看理想做的最尖锐的一档节目。
在具体的节目开始前，我还是想回到当下社会，在现实中来聊聊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在今天，不管内政还是外交，老百姓都抱有多元看法，甚至对立的看法。例如房地产市场，过去一年基本是停滞的，疫情使得大家都没法出门，也谈不上看房买房了。但疫情之后，国家是否应该继续大力扶持房地产？在过去十多年里，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目前是7%左右，但如果把产业链都算上，那就在20%以上，甚至有人估计达到30%，绝对的支柱产业。既然目前经济不振，国家是否需要通过房地产产业进一步拉动经济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是否也应该积极投身房地产市场呢？这个问题一定会引发巨大争议。
又比如，目前就业率很低，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全都挤在一起要考研。有人就说，国家应该更为积极地参与，发挥国家的力量。1980年代的大学生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就业政策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现在国家为什么不再包分配工作了呢，是否应该再恢复这个传统呢？
我不赞成国家继续扶持房地产，因为风险很大。我更不赞成国家包分配工作，因为风险更大。找工作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有工作的人都经历过。但是我要说，包分配工作会是一个更痛苦的过程，痛苦程度还要大于目前大家找工作的形式。具体的理由，我们会在以后节目里展开讨论。
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仍会被提起，这是我经常会思考的问题。这些政策比较复杂，后果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常识没有普及，历史教训没有总结，所以探讨问题时没有任何参照系，似乎一切都要重来。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经济学家最擅长和稀泥，上海话叫“捣糨糊”，任何经济政策、任何决议似乎都有两面性。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话术就是：“这项举措具有积极的意义，理由一二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理由四五六；实施之后的可能结果有七八九，现在还很难判别，我们还是要根据进一步的数据加以分析。”
这些话说得都没错，甚至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听了就让人恼火。大家都希望经济学家单刀直入，给出明确的结论，而不要模棱两可，左右逢源。有一个段子可以反映公众普遍的焦虑——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身边的幕僚抱怨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总是跟他说“on the one hand”，然后又“on the other hand”，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就是不肯说出直接结论。
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谨慎、总是不肯给结论呢？首先，每个人对一个事物关注的点，或者自身的利益点有所不同，所以评价会有很大差异；其次，也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问题。在经济改革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有很多，一项经济政策出台，如何对它进行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经常听到政客辩解说，由于时间空间背景不同，我们不应该随意对政策提出批评。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怎样更准确地评价一项经济政策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番。
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困难：以计划生育为例
我先从最近的一个例子讲起。这两年，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中国六十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这种结果一定会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构成巨大压力。同时我们很自然会回想起一个经典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
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举措是不是错了？我们需要回头去看，当年为什么会制定这个政策，它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等学者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该报告称，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无论学界内部还是社会上，都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在1980年那个时间节点，全世界人口不过44亿。而到了2050年，中国将会有40亿人口，几乎是1980年全世界的人口总和了，那样的后果难以想象。那是1980年用科学方法做出的预测，40多年前了。我们可以和历史的进程做一个比较。
2000年，那一年中国正好做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普查的结果是12.95亿人，接近13亿。没有实现1980年制定的12亿人口的目标，有点超标了。可令很多人意外的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突然放缓，接下来花了整整20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总人口才真正超过14亿。今天，按照联合国专家的估计，到2050年，预测中国的人口为11亿左右。
大家已经知道，2022或者2023年会是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我们当下的人口是14亿多一点，这在可见的未来，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最高点。而且就在今年，中国人口数量会被印度超过，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在未来，中国人口总量还会逐渐下降。到了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一定低于14亿，更不用说什么40亿。
那么我们能不能直接说，1980年宋健、田雪原他们的研究报告彻底错了呢？没那么简单。中国实际人口数量的增长趋势，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从1980年开始强力推行计划生育，一直到2013年才初步放开，2021年才完全放开。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不是这个数字。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探讨，设定一个“反事实假设”，假设1980年没有制定计划生育，其他外部条件不变，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口会有多少？这种“反事实研究”很难做，需要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工具。就我看到的研究结果，一般认为也就少生了几千万，最多也就少生了1个多亿。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计划生育，现在中国人口可能是15、16亿。不管怎样，与40亿相差太远。
如果当年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15、16亿，2050年的人口是11亿，恐怕不会在全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政府也不会那么坚定地推动计划生育。40亿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被证明是错的，而且彻彻底底错了。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算出来的40亿，对中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极大误导，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也许有很多人不同意，我们今天已经彻底放开生育了呀。我们站在2023年的时间点上，批评1980年的一项政策，是否存在所谓“时空错乱”问题？或者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拿明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
我是这样看的。当年读书的时候，一个老师对我们说，经济学是不能做实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经济政策制定，都可能在很大范围、很长时间产生影响，可能影响几亿人，影响几十年。所以经济学家做任何政策建议都需要非常慎重，谨言慎行，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我们需要对这个政策后果进行福祉评价，道德评价，乃至历史评价。因为这个政策，中国人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以此类推，我们得去面对过去不同经济政策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并且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答案，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困难：以新冠疫情为例
同时，要评估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往往非常困难。难度之大，有时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是一些看似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事件，算起账来也是一塌糊涂。
我们换一个案例，也是正在发生的，你觉得是否有机构能算得出来，新冠疫情流行，对于全世界造成了多大损失？第一，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是一个谜。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不到700万，但很多学者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倍以上。去年世卫组织也公布过一个估计数字，认为2020和2021这两年，全球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在1500万左右。第二，新冠导致的经济损失很难估量。一开始，一些国际机构估计损失大概1万亿美元；到了2021年，数字上调到8万亿；2022年，又进一步上调到了12.5万亿美元。等再过两年进行比较精细的计算，数字可能还会更高。
但新冠疫情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由于新冠疫情流行，全球碳排放规模必定显著下降。单是2020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减少15.5亿吨，降幅达8.8%，这是最近几十年从来没有的降幅。经历了新冠疫情以后，全球的碳排放趋势会有所改变吗？这一点也很难说。有一种可能是，人们意识到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所以更多地出行，报复性消费，导致碳排放继续快速增加；另一种可能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己行为对于环境的影响，更多提倡线上办公，转变自己行为模式，开始减少碳排放。到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讨论，需要研究。对于直接和已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准确计算，对于间接的部分用各种手段进行估算，对于未知的部分保留开放的讨论。这些工作都极富挑战性。在后面的正片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改革，到今天还是有很多非常的研究成果。
评价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么难？
不过，无论是历史上的重要改革，还是过了几十年的政策后果，还是正在发生的影响，经济政策的评析都会遭遇诸多困难之处。从我的经验来看，政策评析所遭遇的困难，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经济事实有不同的认定。**以前面所说的新冠疫情为例。疫情一来，旅游业、餐饮业、电影业受到巨大冲击，这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实。但是碳排放减少，是否要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呢？碳排放减少，毕竟也为我们节约了大量节碳减排的费用。此外，疫情期间还出现了很多新职业、新岗位，很多灵活就业的人群就转向了这些新岗位。当然等疫情结束，这些岗位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在疫情前和疫情后观察整个经济模式，都看不到这些岗位的存在。但在疫情期间，它们确实吸收了大量的就业，而在疫情后，这些岗位就消失了。
第二，**对于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定。**仍以前面讨论过的人口政策为例，中国基本放开二胎、结束计划生育，要迟到2015年。现在看来这个时间点太晚了，要是2000年就放开，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要好得多。即使2010年就放开，也比现在好得多。但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是2015年前后才想明白这个道理吗？
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2000至2010年间，我已经听过无数经济学家讨论过放开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而且是一边倒地支持放开生育。在我看来，这已经是经济学界的内部共识，相关的书都出了好多本。回顾2000至2015年的人口政策，可以找到很多论文、专著甚至网络讨论，大都支持放开生育，今天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十多年前大家都讨论过。但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并不见得是全社会的共识，更不是经济政策。政策一直到2015年才有比较明确的转向，而广大民众的思想转变可能比这个时间点更晚。
第三，**经济政策事实的后果不容易认定。**假设新出台《劳动法》规定，如果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这个企业就必须给劳动者提供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长期合同。很多企业看到这个法律法规出台以后，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比如在一个员工工作满九年以后将他解聘，这样就避免了长期合同。
但在现实中，一个老员工的失业，多大程度是由于《劳动法》所导致的，我们并不确信。因为企业永远用其他理由来解聘这个员工，比如公司业务转型，工作团队优化，工作岗位调整等等，而不会说是由于《劳动法》出台，逼得我们出此下策。所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容易确认的。
第四，**不同人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在讨论个人选择时，价值观的冲突还不是很严重，一旦回到公共层面，价值观的冲突基本不可避免。经济政策很少有帕累托改进，必定要暂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多时候这一部分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所以一项经济政策推行，在当时就会遭到部分人的抵制，事后也会遭到部分人的诟病。我们不能简单地支持或者否定批评意见，而是需要具体分析，谁在批评，为什么批评，批评的是否真有道理？
第五，**不同人还会有不同的时间观。**比如这些年来我经常听到周边的人讨论，假如一个家庭在上海有一套多余的小房子，价值五百万。因为上海房价高，所以这种价格是一套很一般的房子。现在孩子小学毕业面临选择，要不要读民办学校，未来出国留学。如果把读民办学校和未来出国留学的费用都算上，五百万可能也差不多。一般的家庭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于是就要考虑，是不是把房子卖掉，供孩子未来出国读书。
目前就业环境不好。海归回来的孩子，要在几年内把出国留学的费用赚回来，基本不大可能。所以有些人坚决主张，应该把房子留着，孩子就在国内读书。等孩子长大要结婚，你没有房子还孩子，孩子会恨你一辈子。但是另有些人主张，无论如何应该送孩子出去读书。人的一辈子很长，孩子出国以后会开阔眼界，以后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你因为舍不得房子而不送孩子出国，孩子才会恨你一辈子。
那么到底哪一种做法正确？我不知道。因为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当然也是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时间观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同时讨好两者，必定会遭到其中一方的批判。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更多因素都使得我们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变得很困难。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一些重要政策做出评价，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我希望能在这档节目中，尝试评价一些过去的经济政策，讨论十来个引发广泛争议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变革，并且摆明我个人的态度和判断，借此来思考今天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
回到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时间-空间维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也在不同国家一再上演。我不想过多纠结于当下某个具体问题，因为那是无穷无尽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建设一个成熟可靠的参照系。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以邻为鉴。
十次重要经济政策的大讨论
我为这个节目写了一个宏大的题目，叫《大讨论：十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这个节目包括中、西两部分，各选五个题目来讲，有偏经济思想的争论，也有更现实的经济制度改革，十次大讨论，当然无法覆盖经济史，但应该是其中比较有标志性的十次，而且这些争论所代表的双方甚至多方立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具体的节目，我想从利息的合法性开始讲，因为我觉得，这是现代经济学真正的起源。
利息是什么？借钱的人，到底能不能收利息？照理来说，这是一个经典命题，亚里士多德就在讲利息了。但是利息的性质，在现代经济学里还有争议。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代表作就是《利息理论》，与他同时代的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把利息置于关键位置。
中世纪以前，基督教对于利息非常敌视，“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即使不能完全禁止利息，也要明确反对“高利贷”。问题是多高的利息可以算高利贷？10%算不算，20%算不算？现在中国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里提出24%和36%两根红线，利率高于24%，法律不保护利息；利率高于36%，法律根本就不保护合同。那么这个标准是否合理呢？为什么是36，而不是35或37呢？这些问题很重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能够从中世纪的迷雾中走出，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脱颖而出，都与基督教放松利息的限制有关。
后面呢，我还想讲一讲193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论战”，论战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否必须，或者反过来说，计划经济是否可能。这确实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大事。论战的一方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有米塞斯与哈耶克，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兰格。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市场很早就出现了，但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流的经济形式，则是很晚近的现象。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包含了无数缺陷，比如说浪费。过年期间我们去餐厅吃饭，往往这个菜没有，那个菜也没有，显然店家没有备足食材。我们愿意花钱点的一些菜，餐厅却无法提供，我们双方都有损失。但是店家可能也不敢过多准备，万一春节期间没什么生意，他们准备的食材就都浪费了。市场经济就是有这个问题，但计划经济能否避免呢？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些小的浪费和短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只是小事。但只要市场经济在运作，就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吃上饭。吃不到这个菜可以吃那个菜，这家馆子人太多可以去别家，总能找到一家能吃的。可要是采用计划经济，初衷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吃到自己想吃的，结果却可能是大家什么都吃不到，有钱都吃不到。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各自有什么论据，是否合理？这些论据放到21世纪的今天是否还站得住脚？我会在节目里慢慢跟大家解读。
在西方的部分，我还想讨论英国《谷物法》存废，以及延续至今的贸易保护争议：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路线之争等等；而下半程的中国部分，我会从《盐铁论》这部作品和西汉的国家经济政策争论开始讲起，后面还会讲到王安石变法及宋朝财政体制改革、张居正变法及明朝财政赋税改革、明清两代漕运和水利及近代中国经济之变等。
比如王安石变法就是一场规模极大、影响深远的变法。现在宋史非常热，而且旗帜鲜明地分成了宋吹和宋黑两大阵营，对于王安石变法成败得失的讨论，也是其中的关键内容。我会试图凝聚目前学界有充分共识的内容展示给大家看，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然后再来看分歧。王安石变法不是一项改革，而是一揽子改革；熙宁变法也不是一次性的变法，而是导致后来持续数十年的党争。
不管你喜欢王安石，还是喜欢司马光，在后来的历史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
最后一场争论，时间非常近了，我想谈谈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吧。余生也晚，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但是我有很多老师参加过，也曾经听很多老师谈起，后来我去莫干山时还专门看了看会址。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会议上讨论了大家特别关心的价格改革方案，后来的“双轨制”就与此有关。会上还讨论了对外开放，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农村问题等。这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会议。今天的年轻听众有必要了解这些，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当年的确立都极为不易。
以上就是我想在这档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要讲的内容很多，我会尽量兼顾，同时也会像我之前的节目一样，结合一些热点话题，多做一些番外，比如房贷降息的问题、地方上的税收怎么使用、供销社为什么会回潮等等。 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意见建议，都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小节目中有所收获，比如看到经济政策对现实影响的复杂传导机制，或者是更为深入地加理解经济运行的方式，又或者是想清楚一个宏观的经济政策的改革会对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
我对大家充满了期待。这个节目原本就是关于“讨论”，我也希望大家能延续这种精神，热烈讨论，共同进步。
感谢收听，我是梁捷，我们正式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