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们观看了田波导演的故事影片《柳青》。这部电影可称近年国产影片的上乘之作，无论导演、表演、美术、音乐，都有认真的追求。听说为了通过审查，大大小小删改了80次，才获准公开放映。可惜票房遇冷，还不及同时上演的《速度与激情9》的一个零头。这不奇怪，影片和时下公众的娱乐心理毕竟不搭。
现在关注柳青其人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和陕西的一批较为年长的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但60年前，柳青曾是影响力很大的人物。那时国人的文化生活品种很少。被称之为“三红一创”的长篇小说，是国人争睹的文化大餐。“一创”，就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一卷。“梁生宝买稻种”一节，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让柳青的名字为一代学生所知晓。柳青1920年代参加革命，1950年代初已是高级干部，为了文学创作，自愿离开北京，长住陕西皇甫村，和农民泡在一起，具有传奇色彩。
在《创业史》之前，柳青曾出版了《种谷记》、《铜墙铁壁》等长篇小说。他在一代延安作家中，起点较高，文化修养方面是翘楚。他能够用英语讲述莎士比亚戏剧段落，背诵杰斐逊的《独立宣言》，阅读西方文学原著。他了解中西方小说技巧的不同了，取外国文学之所长，为我所用。《创业史》在人物性格塑造和叙事方式上，都体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被当时的文学界视为圭臬。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虹南作战史》，创作成员人手一册《创业史》，以此为范本和赶超目标。柳青身后，仍被陈忠实、路遥等陕西文坛中坚奉为导师。 柳青追慕托尔斯泰，想创作史诗性作品。他曾经公布自己的写作计划:要从互助组阶段起，把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大型长篇小说。全书共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第一部四易其稿，六年杀青。第二部直到1965年，才在《延河》杂志连载上卷。1978年，柳青病逝，时年62岁。四部曲的计划，到死只完成了一半。
柳青去世4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用故事影片为柳青立传，编导不能不面对一个难题：怎么表现柳青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创业史》问世之时，农业合作化是金科玉律。小说第一卷，挑明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国家工业化的逻辑关系。甫一问世，便得到舆论一致赞扬。然而，柳青逝世两年，中国农村便开始包产到户，继而人民公社解体，从苏联学来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80年代便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怎样估价柳青和他的代表作《创业史》，便成了一道难题。
面对这种历史的尴尬，编导取材于刘可风的《柳青传》。这就让银幕上的柳青，不再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虔诚讴歌者，而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作家。
刘可风是柳青的女儿。她撰写的《柳青传》，2016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传记披露了父女之间不曾公开的若干对话，揭示了柳青内心世界的另一面。1960年，柳青就对朋友说:第四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写了。”若要写，“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他说：新民主主义的农村革命要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时间内才能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有了商品粮，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日益富裕起来。结果三年就合作化了，两三年人民公社也建了！“怎么能说是小脚女人呢？大脚女人能行吗？”“条件不成熟就成立了高级社，造成诸多问题，引起城乡许多人不满，这导致了‘反右’运动。主席想用经济上的奇迹回击反对者，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更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后来十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它的恶果”。这些不曾公开的言论，让柳青和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找到思想的衔接。刘可风的传记中还说，1978年，病重的柳青年最后一次住院，想到写回忆录。他说：“我要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写中国几十年的成败得失，也许提供这本资料比再写小说价值大。”晚年柳青放弃了《创业史》写作，用更多的精力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他力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长安县委副书记安于密说：“六十年代初，正是我们批判南斯拉夫的时候，柳青说，南斯拉夫的合作化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的，它真正采取了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柳青非常反感用行政手段，强迫命令方式搞合作化。”柳青说，“南斯拉夫真正做到了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农村只有四分之一合作化了，在全国的农户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它是用农工联合企业集体形式和个体农民合作，引导、辅助个体农民，他们发展国家集体经济是缓慢的、逐渐的、不是疾风暴雨式的。农业改革以后，它的农业产值稳步增长。”“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种所有形式，经济发达起来的？有吗？都是多种所有形式共同存在。”“所有形式不是一种制度！”还说到：“南斯拉夫采取了社会自治的方式，成为党内理论的观点，必须在党的大会上通过，否则任何观点都仅仅代表个人。”“南斯拉夫宪法里有这样一句话：不能用国家的利益破坏个人利益，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国家的利益只能由国家宪法来保证，不能由某些个人保证。”他在晚年见到胡耀邦，说到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就是缺乏正常民主生活”。胡耀邦对他说：“我的后半生就是要为建立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而奋斗。”1978年6月，柳青在北京住院，读了阿利卢耶娃回忆录《仅仅一年》英文版。一边看，眼泪大滴大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流。接着，向女儿痛斥斯大林和苏联的荒谬。1970年代初，柳青还读了一些有关东欧变化的书籍，他认为，东欧改革的浪潮一定会影响苏联，无论早晚，中国改革的一天也终究到来。他还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说：“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
有关柳青的这些史料，影片虽未直接采用，但毕竟为柳青的银幕形象，找到了一条探寻的路径。柳青从全力支持合作化，到对人民公社化产生怀疑，晚年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有了史料依据。编导在重重限制中，把柳青塑成一个晚年充满内心纠结的老人，使得这部传记影片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廉价的赞美，成为时下少见的不平庸之作。
影片的得失，是一个值得讨论，也颇有讨论空间的话题。影片匆匆放映一轮，没和多少观众见面，也没引起思想文化界的足够重视，便将束之高阁，未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