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改良派与革命党之争
此时在国内，康党虽被杀的杀，赶的赶，可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如果再不实行新政，大清的江山就会不保。因此，她被迫采取一些有限的新政措施。袁世凯本来就支持君主立宪，不过他是随机应变之人，戊戌政变时不会以卵击石。可现在，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为苟延残喘，“上边”已经对新政点头，况且，袁世凯本人的翅膀也比原先硬多了。于是，他对新政推波助澜，心气和底气都挺足。
1906年，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领军人物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但因对满清亲贵不利，遭到激烈的反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有利的方案。然而同一年，就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以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在天津正式成立；袁世凯还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在国际上，袁世凯则被公认为清廷里思想开明、举足轻重的实力派。
至此，满清亡，民国立。中国有两位杰出人物待命，来领导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孙文，一位心志高远的理想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但从未有过任何从政和治理政府的经验。袁世凯，了解国情，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操作能力很强，但在关键时刻，容易打个人算盘。至此，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革命还是改良？而阴差阳错地，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结果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到如今，谁还能断言当年的革命必胜于改良？
辛亥革命后，国家陷于分裂。从表面上看，南方是革命党，北方是保守派，因共和与帝制的理念不同，不能达到共识，所以国家不能统一。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晚清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江河日下，无力真正统领地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曾国藩练湘军起，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各省的都督权势之大，都可拥兵自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满清亲贵，对这些汉人的重臣十分提防和猜忌，基本上是内控使用。他们只利用汉族重臣来戡长毛、平捻军、镇压义和团，以维持家天下。清国的国力用于内耗，而并非用于图新自强。
中国的内地，或南北对立，或军阀混战，国家从未真正统一过。即使北伐战争已结束，中央政府坐镇南京，也有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与其分庭抗礼，国家也依然分裂。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从边境地区看，革命党的纲领明确提出要“驱逐鞑虏”，于是满人应该回到满洲去。那么，满洲还属不属于中国？当时蒙古、西藏与中国的隶属关系，是由于它们承认清廷的宗主权。所以，辛亥革命导致的共和，立即引发了外蒙的独立，也为未来满洲国的后患埋下了伏笔。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再加上孙文这样一位国家首领，使得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俄国对新疆的插手，如天赐良机；且不说，日本对山东、满洲和内蒙觊觎已久。
日本一贯认为袁世凯是强人，要比孙文难对付得多，而他的当政有可能使中国由弱变强，故欲除之而后快。“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在国贫兵弱而内乱不绝的国情下，北洋政府当时如何为国家利益力争的历史真相，早已被掩埋在尘埃之中。
但是，近年来面世的新史料却证明，孙文为反袁获取政权，不惜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同日本做交易，其出让的国家利益远甚于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而环顾当时的世界，大约同在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上有几个大国，社会曾发生过剧烈变动，曾试图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中国与它们相比，社会转型的前景又当如何？
1871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的辅佐下， 德国实现了900多年来第一次国家的统一；同年，德国宣布德意志帝国宪法，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于19世纪末，德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在世全界仅次于美国。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889年日本伊藤博文内阁颁布明治宪法，于1890年实施，这标志着日本君主立宪制正式建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完胜。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军又告捷。
俄国的情况则比较吊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原打算把俄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但他的新政措施触犯了许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立宪遭受极大阻力。保守势力借革命党之手，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使俄国的立宪搁浅。于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而俄国的战败，实为沙皇帝国敲了丧钟。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德、日两国因君臣同心，立宪成功，国家进步。俄国则因统治阶级内部不和，立宪失败，国家停滞不前。这些国家，无论立宪成败与否，现代化的程度均高于满清，但它们都没有建立共和的雄心与尝试。这里，笔者姑且不论当时大清国的广大臣民，包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对议会、对三权分立等等，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笔者仅仅质疑：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从君主专制跳过君主立宪，“一步登天”，直接跨入共和，其条件成熟吗？
多年来，史学界和社会上已作定论：袁世凯的“称帝”，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有人认为，他若无此举，有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最大的伟人，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这观点是不是也值得商榷？试以拿破仑为例。经1879年的大革命，法国面临内忧外患。1804年拿破仑称帝，大权在握，对内平息保皇党和雅各布宾的左右夹击，对外出击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保卫了法国，从而也捍卫了大部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的“称帝”，也有他防范国家出大乱子的考虑。
况且，共和或立宪，不能光看“面子”，还要看“里子”。历史证明，“面子”上的共和国，目前多在非洲和南美；有“里子”的君主立宪王国，现却多在西欧和北欧。而像希特勒这样真正的独裁者，实行暴政其实并不需要“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