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
中國簡報 李子君
马克龙倒向习近平，是美國推動的
2019年9月，俄乌战争开始的四个月前，澳大利亚（AU）、英国（UK）、美国（US）签署以三个国家简称相联为名称的AUKUS安全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共享情报、最尖端军事防务科技，互相开放最尖端科技、工业和市场。
这个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具有长期深远影响的安全协议，在短期内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抢了法国为澳大利亚造核潜艇的订单。
对于法国来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美国和英国两个传统盟友背后捅刀子，经济利益受损，政治上被抛弃，显然是奇耻大辱。
当时马克龙总统幕僚的建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在美屋檐下，不得不低头；2. 立即倒向中国，对美进行报复；3. 与中国开始接触，伺机站在中美之间，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具体来说，持有第三类观点的幕僚认为，事发突然，如丧家之犬一样倒向习近平，能为正在集中精力准备二十大、巩固内部权力的习近平带来什么实质性利益，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换来什么？习近平是否会接纳法国，英美后续会有什么反制动作？这些问题不明确之前，显然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贸然转向，只能等。
四个月后开始的俄乌战争，为法国的转向创造了时机。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欧洲各国防务成本的持续增加、包括日日走高的通胀、包括从美国那里高价买来的替代俄罗斯输入的能源，很大程度上都由欧洲来承担了，这显然让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心急如焚。
马克龙本人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包括面见普京、泽连斯基，以及与习近平保持电话沟通，邀请习近平出面，一同做各方工作。马克龙甚至在开战不久，即主动要求访问中国，面谈调解之事。
但是，众所周知，停战的工作，仅仅依靠习近平和马克龙是不够的，而且中国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优先考虑的显然是内政。即便习近平出手，也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因而马克龙一直没能成行。
马克龙与舒尔茨的簡單、直接訪華不同
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打破传统，开启了第三个任期，急需西方主要大国站台支持。这就开启了一个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间窗口，但是最终是德国的舒尔茨捷足先登，且拒绝了与马克龙同行。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习近平当时仅仅想用巨额订单，换取西方大国的站台支持，不想涉及俄乌战争等复杂、深层次问题，而马克龙访问，优先考虑的还是停战。
半年以后的当下，马克龙的转向，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中国担心美国借俄乌战争后团结起来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与中国脱钩，急需在这些国家之间打上一个扎实的楔子，从而为换届之后的经济工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且被AUKUS背后捅过刀子的法国，显然是拉拢的首选，这就让马克龙不再是丧家之犬，有了可以交换的筹码。
而此前不久，习近平刚刚访问了俄罗斯，签署了大量的经贸协议，使得未来习近平在影响俄乌战争中，有了更坚实的抓手，这正是急于停战的马克龙所在意的。有了实实在在可以交换的利益，马克龙的访问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马克龙此行，也听从其务实的幕僚的建议，一方面向中国获取了大量的采购订单，最大可能将自己转向的经济价值迅速套现；另一方面，安排了一些非官方、非正式的活动，与中国各阶层接触，谈经济之外的话题，将巨额订单背后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冲淡。
同时也安排了与习近平长时间的私下沟通、晚餐，建立私人关系，以及与习近平一起到北京之外的主要城市，走走看看，变相为习近平站台，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简单、直接，访问北京甚至没有在北京过夜。
处于脱钩焦虑之中，且在乎面子的习近平，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为马克龙送上经济大礼包。
搞新的冷战、脱钩，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不可行
从法国的角度看，马克龙的访问，给中俄之间也打上了一个软楔子：一旦中俄走得过近，法国在政治上就会和中国渐行渐远。中法双方政治上互相可以制约，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未来经济合作显然可以走得更远。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中国在俄罗斯有了抓手，且为欧洲所需。此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阵营内，打上一个坚实的楔子，避免或者延后了快速脱钩。
马克龙的访问，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在脱钩和俄乌战争这两个问题上，有了通过扎扎实实经济利益支持的不同诉求。这些，加上近期美国政坛和媒体关于俄乌战争主流叙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俄乌战争走向了结束的开始。
本文中，我如流水账一般，为读者展示了AUKUS协议后，法国和中国的一步步精心算计。我想用这一案例解释的是，这一过程的背后，反映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用冷战时期的思维和治理框架（联合国、WTO、北约）解决冷战后的新问题（如贸易战、中国崛起）以及冷战遗留问题（如当今的俄乌战争和未来的朝鲜半岛、台海问题），显然已经过时了，力不从心。
具体来说，冷战时期，美苏两个阵营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基本为零。两个阵营保持脱钩的状态，因为从来就没有挂过钩，各自有自己的宏大叙事，占领道德制高点，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对方。冷战之后，国际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冷战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集装箱海陆联合运输系统的发明，国际之间物流成本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出现了供应链的概念：大到手机、电脑、汽车，小到服装、手袋，其中不同部件，全部都分散到地球上该部件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然后由集装箱运动中国这样的制造大国组装。
目前海上运输的集装箱，90%以上装的都是全球供应链某一环的“中间产品”，如电脑芯片、内存、显示屏、衣服扣子、拉链、花边，而不是如手机、汽车、服装那样的最终产品。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之复杂，常人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由美国挑头，拉出一个阵营，与中国脱钩，或者中美各自挑头，拉出两个阵营，互不往来，搞新的冷战、脱钩，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显然变得不可行。
因为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基本没有经济往来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未来如果中美任何一方还是保留冷战思维，除了制造焦虑之外，唯一确定的，是产生更多的冲突中不选边的新加坡、法国、印度这样的国家。
在新的世界治理架构建立之前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如果说俄乌战争有一丁点正面的作用，我谦卑的认为，是其帮助有识之士，认识到大规模的热战和两个阵营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战，都已结束了。
冷战遗留的问题，也不大可能通过热战或冷战的方式得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大可能再会体现在有形的疆土之争，而更多的体现在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的方式仍然是中法这样的利益交换，主义将完全沦为幌子。国家之间的边界，也因为复杂的相互经济联系，变得模糊了。
具体到目前的中美竞争，美国的决策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一呼百应的单边时代已经结束，无论其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中国的决策者显然也已经认识到，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就在眼前，但和预想的很不相同，不是西方自己在降，也不是靠着战狼咆哮和扭曲的宣传，就能做到的，最终还是靠中法之间的利益交换和捆绑。
历史显然已经走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过时的是冷战时期的思维、治理架构（北约、WTO、联合国）和冲突解决方式。在各国相互依赖性空前复杂的当下，现有的治理架构显然不足以解决新的问题。
我也谦卑的看到，大的架构不管用时，国与国之间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小群”，如AUKUS、G20等等等等，这些或许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架构解决不了的新问题，但毕竟都有局限性。
在新的世界治理架构建立之前，中美两个大国就像各自都出过轨的夫妻一样，最终还会因为切割不断的共同经济利益，走回一起。再新的全球治理架构建立之前，还会一次次出轨，一次次复合，产生更多的马克龙、李显龙、卢拉，淘汰更多的普京、金正恩、卢卡申科……
（本文作者李子君，國際關係學者，《中國簡報》特約分析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