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局勢評論節目。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目前美加關係的緊張局勢以及加拿大是否有可能成為歐盟的成員國。隨著特朗普總統的貿易威脅日益增加，加拿大與美國的裂痕似乎正越來越大，甚至有人提出，加拿大或許該考慮加入歐盟。然而，這一想法的可行性卻充滿爭議。
專家們指出，加拿大的自然資源需求與歐盟的需求相吻合，這似乎是促使雙方加強經濟聯繫的良好機會。然而，實際上，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和歐盟的成員資格條件使得這一想法變得不切實際。即便如此，深化經濟合作的需求卻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稅的情況下，加拿大正尋求多元化其貿易夥伴。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面臨著與特朗普及其AUKUS協議相關的挑戰，該協議的存在使堪培拉受到更多的關注和潛在的威脅。特朗普的政策及其對盟友的不確定性使得澳大利亞不得不仔細考量未來的外交策略。
總的來說，特朗普的行為和政策不僅影響著美國及其鄰國的關係，也在重新定義全球的外交格局。各國如何應對這一變局，將成為未來國際局勢走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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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阴影：加拿大与美国的分裂，以及一个不太可能的欧盟梦
《多伦多星报》等媒体近来纷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政策正在加深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裂痕。关税壁垒、吞并言论甚嚣尘上，令加拿大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国际关系战略。甚至有专家大胆提出，加拿大可以考虑加入欧盟，成为其第28个成员国。这一想法，在德国前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等人的推动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也让加拿大未来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支持者认为，加拿大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与欧盟的需求高度匹配。《经济学人》早些时候的一篇社论就指出，“一个富裕的新成员将有助于欧盟的财政”。此外，加拿大与欧盟在治理、社会问题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理念相近，似乎是天作之合。然而，卡尔顿大学的欧盟政治专家阿基姆·赫雷尔曼泼了一盆冷水：“在特朗普的威胁面前，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和协调是必要的，但成为欧盟成员国实在太不切实际了。” 他指出，加拿大不在欧洲，根据《欧洲联盟条约》，只有欧洲国家才能加入。尽管欧盟成员国可以修改条约，但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87年摩洛哥申请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便因非欧洲国家而被拒，土耳其虽然是候选国，但拥有部分欧洲领土才勉强符合资格，而加拿大则完全不符合。维多利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艾米·维尔登则认为，地理位置并非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共享价值观更为重要。然而，即使抛开地理位置，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英国用了十多年才加入欧盟前身，土耳其至今仍在等待。加拿大加入欧盟，需要经过漫长的谈判，审查其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使其符合欧洲法律，从市场规范到食品标准，甚至包括货币使用，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国民是否愿意放弃部分主权，臣服于欧盟共同机构的管辖，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与其追求遥不可及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不如深化与欧盟的经济联系，这或许是加拿大更为务实的策略。目前，加拿大超过75%的贸易流向美国，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使得这种密切关系岌岌可危。欧盟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互补性强，深化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一个明显的起点是促使欧盟成员国最终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自2016年签署以来，该协定已极大地促进了双方贸易增长，《政策》杂志的数据显示，2023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达1265亿美元，服务贸易额近649亿美元。CETA虽然已于2017年临时生效，但正式批准将为加拿大企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此外，加拿大也可以考虑像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士那样，作为第三国加入欧盟，从而获得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资格。然而，即使是这种相对温和的选择，也需要加拿大进行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的重大调整，以适应欧洲市场。
AUKUS：特朗普重返白宫，澳大利亚的核潜艇梦魇
《外交家》杂志关注到，特朗普的回归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新的地缘政治风险。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盟友和朋友表现出异常的敌意，这使得与美国进行的大型国防合作，例如AUKUS协议，充满了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斥资2300亿美元，计划从美国获得核潜艇舰队，这一举动原本是基于特朗普只是“一次异常”的假设，但特朗普的回归打破了这一假设。
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战略逻辑十分清晰：作为岛屿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强大的海军力量来保护其广阔的海岸线和关键海上贸易路线，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地区。然而，依赖于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来获得这些硬件，却充满了风险。特朗普可能认为AUKUS协议对美国有利，但他“美国优先”的政策也可能将向澳大利亚交付潜艇视为本可以由美国拥有的能力。他甚至可能以黑手党式的风格向澳大利亚索要更多资金，甚至撕毁合同。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的乐观言论，即“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下将继续其领导地位”，听起来更像是安慰剂。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评论则更令人担忧，他指出特朗普“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他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全球视野，将撕裂美国的盟友网络，破坏二战后美国建立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令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受益匪浅。澳大利亚在接下来四年里，将不得不谨慎地应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潜在威胁，并权衡是否应该像前总理马尔科姆·坦布尔建议的那样，勇敢地对抗特朗普。
特朗普的权力政治：后美国和平时代
《外交事务》杂志对特朗普的权力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美国和平时代”已经结束。特朗普对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的支持、关税政策以及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威胁，都表明他渴望回归19世纪的权力政治和势力范围，即便他不愿如此定义自己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将美国利益主要局限于西半球，认为联盟是美国财政的负担，并相信美国应该主导其周边地区。这是一种修昔底德式的世界观——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虽然“美国和平时代”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也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都动摇了人们对美国政府能力和政策的信心。特朗普的观点，虽然听起来与几十年来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说法格格不入，但却与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古老冲动相呼应。
特朗普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觊觎，也根植于美国历史。美国建国一代就梦想吞并加拿大，1823年的门罗主义宣称西半球是欧洲殖民的禁区，这为美国领土扩张提供了借口。特朗普渴望增加华盛顿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这在战略上也有一定的逻辑。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商业至关重要，格陵兰拥有美国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稀土矿产，而吞并加拿大则可以消除贸易壁垒。然而，华盛顿已经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其中许多战略目标。巴拿马与美国建立了密切关系，格陵兰在北约的安全保护伞下，并且积极寻求美国的投资。美墨加协定也鼓励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济一体化。
与修昔底德式的世界观相反，特朗普却将普京和习近平视为同侪，而不是日本、法国或英国的领导人。他谴责盟友占美国便宜，却称赞普京和习近平。他似乎乐于将势力范围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他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以及他对台湾的表态，都显示了他对权力不受约束的领导人的欣赏，即使这些人与美国利益对立。
特朗普还将经济力量作为施压工具，对违背他意愿的国家施加关税。他威胁要对墨西哥、丹麦和哥伦比亚施加关税，以此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标志着一个更加公开的强制性秩序的开始，其中经济恐吓取代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成为权力货币。
特朗普的权力政治可能取得一些短期成功，但他抛弃全球领导地位的做法，将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盟友们可能转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庇护，美国制造商也可能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中国也更有可能胜出，其“一带一路”倡议和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已经使其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让特朗普处于劣势，他无法像普京和习近平那样，对本国人民进行绝对控制，从而实施那些会造成巨大社会痛苦的政策。
最终，美国在权力政治时代的表现，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决策。普京和习近平的野心可能会导致他们犯错，而其他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恐惧，也可能使美国受益。美国的盟友需要团结起来，展示自身的力量，才能对抗特朗普的权力政治，并有机会在未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如果他们失败了，一个更加黑暗和危险的时代将等待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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