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这时尧舜已经过去了，商是前17世纪到11世纪，西周到春秋是300多年；合计1400年，按季羡林他们的说法是全民信教时代，宗教不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垄断了社会精神文明的一切领域（季羡林：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这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吗？没有。
改变关键在于秦制国家的确立。春秋之后的黄河长江流域，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型开始打造，这里介绍一些背景：春秋时期的294年间，中国的早期国家之间进行了1211次战役，超过110个政治单元被灭绝；战国时期254年，则打了468次战役，无战年份只有89年，由于国家减少，战役数量也减少，但血腥程度猛增，例如尹阙之战，秦灭韩魏联军一次击杀24万人；长平之战40万人被坑（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尽管数字有争议，但数量巨大是毋庸置疑的。与此相比，同期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共损失5万人（引：同上）。
激烈的战争使力量强大的国家脱颖而出，他们获胜的策略就是大家熟知的法家治理方式。
尽管在春秋时期宗教信仰依然多元，但西周时期，国家已然垄断了宗教活动，根据等级制的需要开发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和全权代理臣民祭祀的“绝地天通”策略。从商周时期开始，敬天法祖已经是早期国家对内的约定俗成要求。
但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宗教观，儒的“子不语怪力乱神”、道的@抬高自然压低鬼神”…最终都在国家竞争中败给了法家。法家要求君权第一的原则，彻底瓦解了中国的传统宗教演变路径。而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犹太教《塔木德》成型的时期。
秦皇到汉武的100多年，是强大集权国家建构完成的时期，编户齐民的治理与“独尊”模式的建立，开启了中国人民彻底原子化的过程。从此导入了据说是“理性文化”的时代。儒家三纲五常占据道德高地，法家严刑峻法阴操于背里，道家无为本意是君主应该无为而治，到此时已经是劝说原子化的臣民应该面对强权，不必有所作为了。
与西方文化逐渐进入“神文的和信仰的”的区别是，我们的理性文化是“经验的和实用的”，换句话说是生存第一的经验理性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一切信仰和造神，除了服务于官府治理，就是底层人民相互渗透和彼此取信的感性浅层认知。总之是依赖于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据说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科学的理性认识，不仅是伦理纲常的奴婢，而且与伦理合体，表现在阴阳五行、八卦六爻之类既是自然秩序又是伦理秩序。这是典型的主客体分辨不清。
因此，虽然宗法等级时代的中国人并无西方人在后来1000多年中表现出的宗教狂热崇拜，却在实用主义集体表象的客观制约下，相互影响，将原因和前提混淆，只凭直觉经验之间的相互任意关联，就可以迷信一切神灵，从土地到灶君，玉皇到释祖，巫婆神汉到伟大领袖…可以讲非宗教徒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其神秘主义的表现绝不在西方宗教信徒之下。
这就可以理解，号称“不语怪力乱神”的民族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造神运动，直到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在“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同时把科学精神一并扫除，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最严酷的“宗教裁判”。
话说前年我去北岳恒山悬空寺，蜿蜒峭壁之上精工巧夺的庙宇，令人叹为观止，不禁赞叹劳动人民勤劳的双手和杰出的智慧。同时令我惊叹的还有位于最顶层的“三圣观”，我没记错的话，是孔子、释迦摩尼和玉皇大帝，边上有个小点的龛位供着关羽，人们摩肩接踵，多数人到此必下跪祈福，求各路神灵多多保佑。 我问其中一位老人，这里摆的是谁？他说“你自己看，我哪里知道？”
如果说，人的理性是指一种与神秘主义对立的倾向，那么它首先不是与这种神秘主义的观点相对立，而是与思维方式的神秘主义素质相对立。这种非理性的矇昧，首先不是表现为人们对事物认识不够，而是表现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与现代人不同。（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
上述价值理性萎缩的事实，至今仍普遍存在。理性的不发达来源于人的个性的不发达，来源于集体表象对个人理智的束缚与压抑。那是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原罪。
这大约就是我们国家及其人民即易造神，又易信神，但不知神，且全然无所谓的根本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