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危如累卵 VS 一手好牌
從一個角度看，習近平的處境危如累卵：官場人人自危，右派人心盡失，左派蠢蠢欲動，富人紛紛移民。 從另一個角度看，習近平又是一手好牌：經濟世界第二，美俄自顧不暇，黨內要求民主，人民希望憲政
1，中共最怕的是共产主义
在《党国、军国、民国》一文中我曾预言，中共正从党国向军国转化。所谓党国，是指以意识形态治国，毛泽东时代是典型。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后先是孙中山的民国，继而是袁世凯的军国，最后是蒋介石的党国。从哪兒來，恐怕还要从哪兒回去。毛泽东靠信仰治国，现在靠金钱和实力。“凡是能用人民币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币解决不了的，用坦克和监狱。与毛泽东时代的党国相比，现在更像军国，当然并不纯粹。那一天局面失控，全国軍管，就纯粹了。
把今天的中国称为党国，是逻辑错误。世上哪有没有信仰的党国？如果说党国指的是信仰，中共早已没有信仰；如果说党国的定义是执政党不想下台，哪一个王朝又不是党国？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变为一个“地产党”，一个“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来路不明，中共最怕的就是共产主义。
执政之初，习近平面临三项任务：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強国收拾军心，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现在三功已毕其二，剩下的就是党心。收拾党心的途径是党内民主。
中共过去打土豪，现在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土豪。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为宪政创造了机会。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紅二代蔡晓鹏说：“如果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节日，那么改革就是有产者的创业舞台。”他把自己定义为“有产者”，主张告別革命，拥抱改革。蔡不乏常识，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2，习近平可能在任期内实行民主选举
习近平不仅改变了各自为政，“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很可能还会改变未来的接班程序。毛泽东实行終身制，邓小平改为指定制。随着权威递减，指定制在十七大上受到挑战，演变为党内高层评议。据周瑞金披露，评议是由曾庆红设计，胡锦涛监票，按一人一票原则进行的党内高层摸底。中央当时在63岁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了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当场一人一票，推出了习近平、李克强为首的十八大领导班子。
一反胡温“不折腾”的既定方针，习近平上任以来抓了一个前任常委，两个军委副主席，上百名省部级贪官。胡温可以混（两人名字连读是一个“混”字），习不想混。身任九个“组长”，就像身挂九颗手雷，反腐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习早已没有退路。他不能退，不想退，他周围的人也不会让他退。两届之后连任，基本是个定局。
从这一前提出发，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习近平也会考虑在任期内实行民主选举。选举，既是青史留名的冲动，也是继续执政的需要。不下台总得有个说法，既不能赖在那儿不走，又不能学袁世凯称帝，更不可能天下大乱再打一次，最好的台阶便是选举。通过选举，习不仅可以合法连任，还能抢占政治先机，开展下一步宪政改革。蒋经国把反对派关进监狱，却实行了他们的纲领。多年之后从监狱出来，反对派成了废人，蒋经国却成了伟人。什么是蒋经国主义？蒋经国主义就是：即使搞民主，也要我来搞，不能让反对派来喧宾夺主！
更最要的是，民主是时代的潮流。这面旗共产党不打，反对派就会打。那时中共既无前途，也无退路，将走上一条历史的不归路。审时度势，通过党主立宪，把中国有序地引向民主，无疑是中共的最佳选择。
3，把贪官送进监狱，反对派送进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有宪法，无宪政，执政党难辞其咎，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惯性。毛泽东迷信阶级斗争，专政还来不及，遑论宪政；刘少奇运动治国，反右、四清，也不相信宪政。直到文革之后，彭真等人从秦城出来，痛定思痛，才搞了“82宪法”，希望保护公民权利，依法治国。但历史的惯性太大，不到一年，邓小平脑子一热，又滑到“严打”的路上，全国逮捕1027000人，判死刑24000人，其中很多冤枉。1985年，看到自己制定的宪法被践踏，时任人大委员长的彭真无奈地感叹：“党大还是法大，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82宪法”之父，彭真当然清楚。秦城十年，这个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中共领导人早已大彻大悟：中共要有未来，唯有实施宪政。此事中共不做，别人就会做。那时中共将不再会有机会。宪政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上，必须防止权力的任性，置自己的法律而不顾；下，必须警惕野心的冲动，学会做忠诚的反对派。
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稳定的政治制度。建立宪政，不仅需要智商，更需要自信。胡温不自信，把贪官送进政协，反对派送进监狱；现在是部分自信，把两者都送进监狱；真正的自信，是把贪官送进监狱，反对派送进政协。
4，党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唯一途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从此走上了党主立宪的正路。从过去的无法无天(Rule without Law)到今天的依法治国(Rule by Law)，再到未来的法治天下(Rule of Law)，是一个过程。正如臣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公民，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也不会一夜之间变为法治天下。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它需要时间。
四中全会前，杨晓青、王伟光等人写文章，反对宪政，主张专政。四中全会否定了他们的道路，把依法治国定为国策。决议26000字，180条，显然不是做秀。然而，与两年前不同，自由派不再相信中共的诚意。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充其量只是“法制”，而非他们希望的“法治”。纠结于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他们不明白，即使是在君主立宪的英国，君权最初也大于法权。只是通过长期博弈，君权才逐渐虚化，让位于法权。
党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唯一途径。有人说党主立宪不靠谱，没有先例，是与虎谋皮。这也许不错。但民主立宪更不靠谱，它还隔着一个推翻共产党的问题。死磕派希望结束共产党统治，民主立宪；习近平希望强化共产党领导，党主立宪。主题都是立宪，底线却相差甚远。一个想的是灭此朝食，另一个想的是千秋万代。
幸运的是，死磕派只是少数，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想革命。人们“妄议中央”，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中央还抱有希望。我们今天之所以在里这讨论宪政，就是因为党主立宪还有可能，否则，我们又何必讨论宪政，讨论革命岂不更有意义？
至于千秋万代，那只是红二代的一个梦。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大权在握，不想退出历史舞台，是人之常情。但一个人保养得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年。宪政不能保证共产党千秋万代，但可以保证它体面退场。套用一句旧话：“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制宪会议就是一次成功的“党主立宪”。1787年，以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组成的“华盛顿革命党”在费城立宪，没有与效忠英国的保皇党分享政权，也没有让草根民主派参与。他们自己立宪，自己行宪，创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变成两党制，是以后很久的事。
5，习近平与“红二代”
要摆脱前任二十年权力布局，带领中国走出三千年的噩梦，习近平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潜心韬光养晦，不事拉帮结派，他身边的朋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红二代。这批红二代有担当，不腐败，多数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迷信权力，不愿与人分享。
众所周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共官员出身平民，他們要急于上位，只能走邪门歪道，买官、卖官。紅二代则不然，他们不屑、也不必腐败。红二代上位，靠的是拼爹、拼爷。譬如毛新宇，他的少将肯定不是买来的；再譬如陈知涯、刘源、刘亚洲，他们的中将、上将，相信也没付过钱。今日之官场，不卖官卖官，凭一份工资过日子，绝对就是穷人。于是，一群“两袖清风”的红二代，面对富可敌国、卖官鬻爵的“官一代”，搞起了阶级斗争：江山是我們父辈打下來的，被你們拿去卖钱，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往深处一想，江山被禍害，一旦出事，你們拍屁股走人，到瑞士提钱，去美国逍遥，留下我们被暴民清算，气更不顺。所以卯足了劲儿往死里打，欲罢而不能。
对习近平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宫廷权斗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先掌大权，再成大业，无疑是习近平的想法。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日趋多元的社会中，牌不可通吃，权不可尽掌，必须给别人留下余地。网开一面，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宪政的前提。
6，中国可能的三個前途
最好的前途，是党主立宪，有序地走向民主。我並不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路。非常可能，中共不会选择這条路。几百代帝王都绕不出來历史怪圈，凭什么中共就那么幸运？但我相信这是一条代价、阻力最小的路。党主立宪的主张，习近平看不看得到，先打个对折；看到之后能不能接受，再打個对折；就算真接受，能不能搞成，还有个对折——頂多12.5％的可能性。
第二个前途是有序地解体。东欧各国，苏联十几个加盟共和国解体，最终走的都是这条路。有序解体的结果是，共产党下台，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总之，重新洗牌，一切打回原形。它的好处是军队稳定，一半以上的新政府官員来自于旧政权，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清算。
第三个前途是无序崩溃。这是最坏的一条路，也是历代王朝的覆辙。1924年，前清遗老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后共产，最后共管。这里所谓“共管”，指的是中国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1911年共和灭大清，1949年共产灭共和，下一步就是共管。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芦笛——各写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都结束于同一个场景：中国在一场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而他们写小说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7，危如累卵VS一手好牌
从一个角度看，习近平的处境危如累卵：官场人人自危，右派人心尽失，左派蠢蠢欲动，富人纷纷移民。
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又是一手好牌：经济世界第二，美俄自顾不暇，党内要求民主，人民希望宪政。
一手好牌打到胶着的地步，问题出在思维上。正如一位朋友所说：“在反腐必须惠及人民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度，至今一毛不拔，守财奴岂能成大事？当年东北搞土改，借地主的田，买人民的心，借花献佛，空手套白狼，一年不到，反败为胜，尽夺东北。而这些行之有效的‘大智慧’，习却完全不懂，岂有不输之理？一手好牌，打到胶着地步，怪谁？”他这里讲的是民心。
比民心更重要的，是官心。习王强力反腐，把刀悬在所有贪官头上，也使自己成为“官场公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想他们死的人多了，死亡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宪政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取而代之，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宪政则是现存制度的自我完善，离不开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革命需要斗争，宪政依靠妥协。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对习近平而言，当下的中国局势，颇像攻锦州前的辽沈战役。打长春，输是输，赢也是输（丢掉长春，东北国军主力势必退居华北）；打锦州，尽夺东北，一战而霸天下。无休止的运动式反腐、清党，既得利益集团与你拼命；搞宪政、行大赦，既得利益集团为你拼命。孰好孰坏，不言而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走出运动治国思维，党主立宪，依法治国。
是為序。
（2015年12月18日于普林斯顿）
注：
文中加粗部分为明镜出版书籍原文加粗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