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要王朝一般都会有一段太平岁月，即所谓治世，在这个时期，政治秩序远比欧洲中世纪的一般状况要好的多，中国传统文明的成就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创造的。
但是这样的“治世”，通行的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延缓矛盾的机制，即社会矛盾的积累期。而积累到临界点后一旦爆发，“行政安全至上”马上就演变成为“极端的行政不安全”。“国破”马上意味着“家族”的全体灭亡。这成为世代交替时期的突出特点。
帝国的统治虽然极端专制，但在皇帝之外的人们眼中，却并不神圣。中华文明中缺少一些域外文明那种“神圣家族”，“王权神圣”的观念在中国比基督教、穆斯林国家、甚至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都淡漠的多。中国文化中皇权的“受命于天”至少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且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在“天人合一”、“天听自我民听”中，天更多的是“此岸”而不是“彼岸”，天意常常被解读成人心和民意。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主要都不是把君主当成彼岸上帝的代表，而是当成此岸的“人民领袖”来描绘的。
君主如果不能以德服人（假的也行，管用即可），就只能以法（普遍性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监控制衡臣下和人民的手段）、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态势）服人。前者多承人民的愚昧心智，后者依赖人民的犬儒心态。但两者却都不依赖于超越性的信仰和对彼岸世界的敬畏。
对此，儒法两家都有类似的说明。原初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把君臣关系看作一种契约，君不君，臣，即可不臣。法家是坚决反对儒家民本思想的，他们认为君不君，臣，也绝不许不臣。作为性恶论者，法家认为，君臣关系中没有什么信仰和忠诚可言，韩非讲：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至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的思想就是明证。可见儒法两家都看到了君臣关系的不稳定和缺少神圣性。为给君权加些神圣性，汉以后的“法儒”借助阴阳之五行相克之说导出君权的天命依据，从汉之谶纬学大兴，到清以“水德”替代明之“火德”，皆如此。无论贬之以迷信或褒之以“科学”，都显然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内核。各种解释都只让君权看起来有些神秘，却不怎么神圣；它足以令人畏惧，却不使人敬畏。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君权的一种千年悖论：一方面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制度设计之殚精竭虑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却人人都可以坐一坐，以至于觊觎皇位者之多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条件一旦具备，人人皆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欲望，这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发过来说，使得皇位拥有者，“法不得不密”，性恶论、防人之术与法道互补的恶劣传统日益强化。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怪圈。一旦法术势的堤防崩溃，便如曹操所言“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矣”。
从古埃及到欧洲再到日本等以及后来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中，都极少有造反的群众争当君主的，他们有个基本的特点：代表共同体的象征资格，专属于某个德高望重的家族，不是谁都可以竞争的；而在我们的传统里，那缺少神圣性的宝座，却可以成为众人“平等”的竞逐对象，但个人之间却无平等可言，取得宝座的人就可以奴役每一个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当我们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千年循环怪圈却依旧盘旋在人们心中，成为阴影久久不能散去。如今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君主立宪才更符合国情，顺应传统。大错特错！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立宪才于我们的真实传统相悖。那种“神秘而不神圣，令人恐惧而不令人敬畏”的传统王朝，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历史周期。没有西学传入，不诱发辛亥革命，满清260年的统治也“气数”将尽了，改朝换代的“革命”随时都会席卷而来，而有了西学影响，辛亥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王朝了，尽管依然有专制和强制。这专制和强制是法道互补的恶劣行政体制的传统惯性，这样思维体系下的吏治安排，就始终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轮回悖论。毛邓时代的衔接以及最近一次换代时刻的急转弯，就是典型代表。它们与我国历史上“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以及“治极生乱 乱极生治”的状况是对应的。
那种把清亡之后的混乱简单归结于“西化”与“激进共和”的看法是肤浅的，因为这不能解释历代王朝覆灭后的混乱是为什么？换言之，与其归咎于欲速则不达的“共和激进”，不如承认这就是治乱循环的又一轮罢了。【在政治思想上，共和指以共和制治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在现代国家兴起后，共和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及理论发展上各异，但大多数有几项特征：人民不是统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大多拥有一个有效宪法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侵犯、政府权力是公有物、以及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如果说“共和”思想在政治上十分激进，那么其实它在文化上却十分“保守”，因为它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原初儒家思想中找到理论支持。现实中，看上去中国会在现代文明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继续导出“贤君”和“王道”的原初理念，它们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
